浅析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时期缔结的革命友谊林道喜翻阅中国革命的历史, 有两个人总是须臾相关、紧密相连，那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他们就缔结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携手并肩、齐心协力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人民大众的幸福竭智尽忠、鞠躬尽瘁。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曾经是一个代名词，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是一支部队的代称。井冈山与中共中央、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往来信函以“朱毛红军” 代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军”，国民党反动派咒骂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人民军队“朱毛共匪” 、“朱毛赤匪”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名称，而不知道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的合称。毛泽东曾经饶有风趣地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历史看，同样地是：没有毛哪有朱?“文革”正当热火朝天之时的1966年，中南海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攻击朱德是“黑司令”，说他对中国革命没做多少贡献。毛泽东得悉情况之后,在随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有意识地请朱德挨着自己坐下，感叹地说：“红司令，你好吗？有人讲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你是朱，我是朱身上的毛啊！”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毛泽东看见朱德这位老战友，动情地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德高兴地说：“我很好。”毛泽东接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与朱德须臾不分的关系,其实就是表明毛泽东和朱德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毛泽东和朱德的深情厚谊是从井冈山开始缔结的。长期紧随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曾经回忆说：“在毛泽东心里，还十分留恋井冈山和长征的岁月。他在晚年经常同我谈起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日子，教育我们不能忘本。每每讲到动情处，他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深刻的历史自觉、高度的责任担当、坚定的理想信念，让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伟人殊途同归,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伟大的事业必先有伟大人物，科学的真理必先有真知灼见,转型的时代必先有历史自觉。什么叫历史自觉？第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不甘愿受到规律的左右，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要改变现状。按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和湖南省委的具体部署，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东赣西发动了秋收起义，原定计划攻占长沙。然而事与愿违，10天后秋收起义失败了。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转移。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没有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党中央反而处分了他！秋收起义让你打井冈山了吗？让你打长沙，你却带兵逃跑，这是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就开除了毛泽东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但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开除了，毛泽东还是继续干。毛泽东一生中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是还是继续在干。因为毛泽东身上最珍贵一点，就是有深刻的历史自觉。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使毛泽东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家子弟，变成了集建党建国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这种历史自觉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毛泽东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毛泽东是这样，朱德也是这样。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在起义后为稳定军心、保留革命火种起了重大作用。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占领了南昌城。起义成功后，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部队按照原定计划撤出南昌，朱德同志担任第九军军长。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后，主力部队遭遇严重挫折。朱德同志率领的部队同前敌委员会失去了联系，孤立无援，处境极度困难。这时有人提出解散队伍。在这危急关头，是解散队伍，还是把队伍保存下来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这对起义队伍特别对领导人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考验。这个时候，朱德同志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担负起了领导责任。他把起义队伍集合起来，进行动员讲话。他十分坚决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陈毅同志在行军途中适时对队伍进行了三次整顿，使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这支部队得到了巩固，士气开始高涨。陈毅同志后来回忆这一段情况时说：“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冲破千难万险，转战湘粤赣边，为人民军队保存下来一支十分珍贵的革命火种。崇高的革命追求，必胜的革命信念，惺惺相惜的革命情怀，让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伟人实现了历史上伟大的“朱毛会师”，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新局面1928年2月新城战斗胜利后，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毛泽东派何长工到湘南、粤北去寻找朱德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在江西、福建、广东边境坚持斗争，听说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便派毛泽覃前去联系。几经周折，两支革命武装终于取得了联系。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来到了湘南地区。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组织领导和配合下，发动了湘南武装起义。3月，在永兴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3月底，由于湘、桂、粤军的三路“协剿”，起义农军难以在湘南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除留一部分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外，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和农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3月下旬，毛泽东率部队在汝城一带击溃了尾追湘南起义的敌军，4月在酃县的十都与朱德见面。1928年4月26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5月4日，根据湘南特委决定，将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全军万余人，枪两千余支。接着在宁冈召开了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5月4日，在砻市广场举行会师大会，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建立（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井冈山会师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存了一大批坚定的红军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坚定了边界党和群众建立和发展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信心和决心，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井冈山会师的重大意义突出表现在：一是壮大了武装力量。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会师汇集了湘赣边界革命的武装力量，井冈山业已成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汇合点、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中国胜利的出发点。井冈山会师的主要武装力量包括：①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②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③湘南起义农军；④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⑤根据地内各县组织的暴动队、赤卫队等各种地方革命武装等等。1928年5月4日宣布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统辖3个师9个团计1万余人（后取消建制，红四军缩编为4个主力团，计6000余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规模最大、兵员最多、影响最深、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革命武装部队。二是保存、培养和锻炼了红军事干部。井冈山会师后，一大批坚定信仰马列主义的工农红军指战员，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他们得到了锻炼和磨砺，增强了革命信念，培养了革命意志，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和对敌作战水平。在伟大的井冈山斗争中，一大批优秀红军指挥员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艰辛磨砺，遍尝甜酸苦辣，脱颖而出，锻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代开国元勋。历数井冈山斗争的参加者，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5位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占所有元帅的二分之一；栗裕、谭政、黄克诚3位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将，占所有大将的三分之一；邓华、朱良才、李聚奎、杨至成、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陈士榘、陈伯钧、赵尔陆、黄永胜、赖传珠14位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王辉球、王紫峰、毕占云、杨梅生、李寿轩、肖新槐、张令彬、张国华、欧阳毅、赵镕、姚喆、周玉成、唐天际、曹里怀、韩伟、赖毅、谭甫仁、谭希林、谭冠三、谭家述20位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将；王云霖、王耀南、龙开富、张平凯、赖春风、刘显宜、黄连秋、郑效峰、陈云中、曾敬凡、龙潜、彭龙飞12位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毛泽东、谭震林、滕代远、何长工、陈正人、江华、刘型、李立、李克如、吴仲廉、杨立三、张际春、周里、贺敏学、贺子珍、高自立、黄达、曾志、彭儒、段子英、熊寿祺、谭政文、肖明等担任了中央地方重要领导职务。井冈山会师，保存了一大批红军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造就了一大批国家栋梁和民族精英。三是开创了革命根据地的崭新局面。朱毛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加快了井冈山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推动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继续向纵深发展，迅速取得了“四至七月四个月的各项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井冈山会师后，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实力。4月底，红四军首战五斗江，击破了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进剿”，红四军一占永新城，成立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5月中旬，红四军取得了草市坳战斗胜利，二占永新城，击破了赣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1928年6月23日龙源口大捷，“打败江西两只羊”，击破了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红四军随即占领永新、莲花，红色割据区域得到广泛推广。这时，“割据区域计有宁冈全县，永新全县，莲花全县，吉安一小部分，安福一小部分，遂川之北乡，酃县之东南乡一部，横直数百里”（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继茶陵、遂川、宁冈、永新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井冈山会师促进了红色区域的推广，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应运而生，酃县、莲花工农兵政府宣告诞生。边界各县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边界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边界党组织得以壮大。边界的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得以迅速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无畏的革命精神,朴素的为民情怀，共同的人生追求,让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伟人携手并肩，实现了领袖搭配和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朱毛红军虽然由小到大，但毛泽东和朱德两位历史巨人在朱毛会师后的战争环境中产生过一些认识上矛盾，简单来讲，关键就在于对军队的指挥是应该集权还是分权。毛泽东主张集权——由一人指挥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带来的队伍，朱德主张分权——分别指挥各自的队伍，相互配合。陈毅从中调和，但陈毅本身更赞同朱德分权配合的方式，陈毅借红四军大会通过批评朱、毛两人，以达成新的团结，他批评毛泽东有七点错误，朱德有三点错误，结果红四军选举，朱、毛两位主帅双双落选，陈毅反而当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只得向在上海的中央汇报红四军矛盾并提议：中央如派人，朱、毛都可离开；中央如不能派人，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周恩来闻讯不仅没有支持交情深厚且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陈毅，也没有支持自己亲自介绍入党、在南昌起义中的下级——朱德，反而支持了曾反对过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的毛泽东，并指出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批评了朱德与陈毅曾因极端民主化、放任群众讨论作战计划，导致湘南失败，认定只有集中指挥军队才能步调一致，行动敏捷。并判定陈毅前委书记职务不是中央委任的，是非法的，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陈毅按中央指示起草“九月来信”，成为了古田会议的基础，古田会议也是毛泽东地位稳固的关键。参加过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总务处处长的赵镕老将军，在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工作者的访问时，他说：“你们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有一件事提醒你们，就是关于‘十六字诀’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是在许多地方做过试验的。最早起源于1913年，他在滇南个旧戡乱、剿匪。”他又说：“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朱老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他的一贯风格一样，表现出极其博大而宽厚的伟人胸怀。因“左”倾错误的干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丧失了中央苏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48岁的朱德，是长征高层领导中最年长者，经历了长征全过程。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朱德参加了遵义会议。在会议上，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第三个发言。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他一直站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不仅要指挥部队在枪林弹雨中闯关夺隘，还要对“左”倾军事错误、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又分离后，他促成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终于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毛泽东赞誉：“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毛、朱二人对于红军的建设思路、革命应该走的道路等等有许多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争论比比皆是，比如，1929年红四军七大、八大“前委”、“军委”之争，朱德取代毛泽东领导。但在核心目标上，中国共产党怎么样获得胜利？怎么样完成民族救亡？二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二人不是同一年出生，却是1976年同一年去世。有一些矛盾与误会甚至直到他们同一年去世后也没能化解，没能超越生命。并不是如今想当然的亲如兄弟，不分你我。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眼前的和谐，而是二人相互补充：毛泽东对党路线方针的制定；朱德的坚决斗争精神，革命必胜的信念，使他们使达成了最佳的领袖搭配和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作者简介]林道喜，男，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朱毛井冈山会师与新时代强军之路刘宇祥今年，是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在井冈山会师90周年。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起义部队，经过艰难转战，最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从此，毛泽东、朱德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建军思想，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回顾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代伟人的建军过程和建军思想，对于开创我党新时代的强军之路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作用。一、朱毛会面之前，俩人胸怀宏图大志，都对中国革命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毛泽东、朱德这两位伟人，在青少年时代，都立有鸿鹄之志，忧国忧民，在救国救民的思想理念中，两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共同的救国忧民意识毛泽东到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有着读书救国的抱负和志向，到省城长沙读书时，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和政府的腐朽无能，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受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蔡和森等创办了新民学会，开始思索和探求中国的出路。1917年的中秋节，毛泽东和他的同学聚集在一师后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时，果断地提出要“学梁山泊好汉”的思想。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奠定了基础。朱德早在顺庆府中学堂时接受了新思想，懂得了富国强民、救国治国的新道理，这是他的思想从旧传统向新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在看清了中国的现实以后，他放弃了一直以来教育救国的思想，踏上了武装反抗封建军阀统治的从军之路。他先后在云南陆军讲武堂、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军事和政治，又在辛亥革命、护国、护法、北伐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才能和领导艺术，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夯实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1922年远赴欧洲，在柏林找到了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早年的这种相同的忧国忧民意识，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后来的朱毛会师打下了思想基础。（二）相同的军队建设思想毛泽东的“三湾改编”。1927年9月，秋收起义之后，因为部队连续受挫，伤病员增多，士气低落，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只剩一千余人。不少人对革命前途感到迷茫，信念产生了动摇。这支弱小的队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关键时刻，毛泽东果断地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根据部队出现的状况，毛泽东在三湾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了三项改编。一是把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精干了部队，留下的是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精英；二是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肃清军阀残余。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说到：“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朱德的“赣南三整”。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利之后，部队前往广东，准备联合当地的武装力量，开展土地革命，并进行新的北伐。但是因为采取分兵战术，部队损失惨重，加上连续几次战斗的失利，部队军心涣散。在转移过程中，为鼓舞斗志，朱德在赣南的天心圩、大余、上堡等地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朱德对部队进行了党的建设、思想教育、纪律整顿和军事训练，提高了战士们的军事素质，整顿了部队作风，坚定了战士们革命必胜的信念。毛泽东和朱德率领部队转战上井冈山的过程中，所走的道路基本相同，所遇到的问题比较相似，他们都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来建设军队，指导革命的实践。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 “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有着同等重要历史地位。（三）不谋而合建立根据地的探索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就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他很快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撑下，秋收起义失利后，他毅然决然地将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开辟出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朱德早年喜欢研究《孙子兵法》等著名兵书。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潜心研究西方军事历史，在苏联期间，系统学习军事学，潜心研究了苏联内战时期的战略战术。这种经历使朱德形成了融汇古今中西的军事思想。朱德早年读《三国志》时在眉批中写到：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他此时就有积蓄力量、休养生息、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毛泽东、朱德这种建立根据地的共同想法，使得他们最终会师于井冈山。（四）一致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毛泽东、朱德都是农民出身，他们最懂得农民需要的是什么。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一语道出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1927年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到达湘南时，发动了湘南暴动，建立了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开展了打土豪、烧毁田契的斗争，有的地方还自发地分了土地。此时的朱德已意识到了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南下湘南途中，在发动群众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酃县中村开始了边界最早的插牌分田运动。月底，毛泽东率领一团又在桂东沙田一带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边界的土地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之后，井冈山的土地革命运动开展得更是如火如荼。在这期间，进一步落实了土地革命政策，保护中间阶级和中小商人的利益，在乡以上政府设立了土地委员会，领导土地革命，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同时，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于1928年12月制订颁发了《井冈山土地法》。二、共同的思想和实践基础，最终形成了伟大的井冈山会师，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一）朱毛互相派人，与对方取得联络朱毛两支部队的第一次相互联系发生在1927年11月间。在江西上犹，朱德在得知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已抵达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时，立即派出毛泽覃前往井冈山联络。毛泽覃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副官的身份，从上堡取道桂东，再进入湘东茶陵，11月中旬，顺利到达井冈山，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朱德部的情况。1927年10月，毛泽东派何长工前往广东寻找南昌起义部队。12月中旬，何长工辗转到了广东韶关，在犁铺头见到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1928年1月上旬，何长工回到湘赣边界，向毛泽东报告了他与朱德部联系的情况，并转告了朱德的意见和朱部行动的方向。毛泽覃与何长工的奔波联络，为朱毛两部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二）朱毛双方配合接应，促成两军胜利会师1928年3月，湘粤军阀纠集了七个师向湘南进攻，朱德抵制了湘南特委强调的“守土有责”的错误意见，决定兵分两路撤离湘南：一路由朱德率领经安仁、茶陵向井冈山靠拢；一路由陈毅率领经资兴向宁冈转移。为了策应朱德、陈毅部队上山，毛泽东决定分两路插入湘南。4月上旬，何长工、袁文才部在资兴与湘南农军第七师会合，并南下滁口阻击了向郴州进攻的粤军，随后退回资兴，与陈毅率领的部队会合。4月6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向汝城进军，先是会合了宜章独立营，后又会合了湘南农军第三师和第七师，并担任后卫，掩护湘南暴动部队往宁冈安全转移。4月28日，朱毛两军在宁冈龙市胜利会师。朱毛会师，保存了当时我党最强大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产生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发布军队工作任务，强调政治建军 1927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总结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时深刻认识到，革命军队光有打仗一项任务是不行的，于是又明确提出了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1)打仗消灭敌人；(2)打土豪筹款子；(3)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任务的提出，使部队的政治工作、军事斗争有了更明确的目标，为后来的一系列建军思想的提出起到了先导作用。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三大任务”的内容在不同时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四）制订“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强调纪律治军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荆竹山雷打石上宣布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三项纪律”。1928年1月，又在遂川李家坪宣布了“六项注意”。同年4月，在桂东沙田，毛泽东向部队正式颁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从而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并由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新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正因为有了严明的纪律，人民军队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五）总结十六字诀等一系列游击战术，丰富和发展了朱毛人民战争的思想朱毛井冈山会师后，红军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军加紧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进剿”和“会剿”。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毛泽东、朱德更加注重探索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朱德就提出了“对湖南敌人取守势，对江西敌人取攻势”的对敌政策，在经历多次战斗后，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略战术十六字诀。井冈山斗争时期一系列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成为了红军在井冈山以弱胜强，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 （六）创办军官教导队和红军学校，培养红军军事人才“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毛泽东上山伊始，就非常注重对部队政治军事人才的培训。1927年12月，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军官教导队，后来搬迁至茨坪创办了红四军军官教导队，1928年冬首次建立了我军第一所红军学校，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大量的干部人才。井冈山斗争时期创办的军官教导队和红军学校，成为了人民军队院校的摇篮。它不仅为部队和地方培训了大批军事人才，同时也为我军后来创办军事院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一系列的建军思想，对于确定党对军队的领导，永葆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井冈山会师对于开创新时代强军之路的现实意义（一）红军军魂的铸造是新时代强军之路的前进指南习近平同志在建军9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毛及其所领导的红军部队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铸造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军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军队“根基”的精髓所在，灵魂所系。在革命战争年代，如何把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和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三湾改编”的“支部建在连上”,开创了保证人民军队牢牢控制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历史先河，并在古田会议上得到完善和确立。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独创性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围绕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习近平始终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强军之魂，鲜明提出了我军政治工作时代主题，开启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新篇章。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就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同时把“党领导一切”写入党章，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重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从井冈山时期传承下来的军魂原则，是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前提和政治保证，只有铸牢军魂，才能确保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才能确保人民军队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战斗力，才能确保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和任务。（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一脉相承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人民战争的伟力，来源于人民的伟大力量。”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法宝。在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军把做群众工作作为三大任务之一，把分散的民众转化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多次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那是因为党和红军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为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赢得民心，赢得胜利。人民军队从诞生生的那天起，就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切活动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点。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多次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巩固了新生政权，保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赢得了和平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服务和保障，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进行了有效应对，为维护人民群众福祉提供了可靠保障，书写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美好，就得靠强大的人民军军队保家卫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和人军队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就能构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就能为中国梦的实现保好驾，护好航。（三）红军的军纪军规促进了新时代军纪军规的传承创新没有纪律和法治，就没有执行力。朱毛两军井冈山会师后，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形成的一系列军纪军规，到后来制定的一系列条令条例,都说明纪律是我军的命脉，是新时代依法治军的基础。在建军9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增强全军法治意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实现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习近平主席在视察陆军第13集团军时，强调要更加坚定自觉地贯彻政治建军要求、更加坚定自觉地落实改革强军战略、更加坚定自觉地推进依法治军、更加坚定自觉地抓备战谋打赢，要求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官兵就有着崇高的理想信念，严明的纪律，勇于担当的精神，发展成为人民军队的“四铁”精神，因此，锻造“四铁”过硬部队是强军兴军的必然要求。人民军队铁的纪律彰显的是建立在实现伟大理想、维护人民利益基础之上的高度自觉的纪律，凝结着政治为魂、以人为本、以严为纲的先进理念。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将纪律文化熔铸于血脉之中，并在不断传承中赋予其新的内涵，在确保人民军队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回顾人民军队90年的光辉历程，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创立的“党指挥枪”等一整套建军原则，到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精兵简政，从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调整体制编制，到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百万大裁军，在建国后人民军队进行大的改革就有13次。“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路走来，改革创新步伐从未停止过。”可以说，一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传承创新的历史。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井冈山，在茅坪八角楼革命旧址参观时深情地指出，伟大的理想信念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行程万里，不忘初心。理想信念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在新时代，要实现强军目标，就要始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官兵理想信念坚定、思想纯洁，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新的光辉业绩。 [作者简介]刘宇祥，男，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党总支书记，研究馆员。

从朱毛会师到朱毛核心夏远生习近平指出：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点燃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高度评价朱德“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毛会师井冈山，创建朱毛红军，开辟井冈山革命道路，让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星火燎原，而且在党和人民解放军领导核心的形成发展史上具有关键意义。从朱毛会师井冈山，到朱毛核心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凝聚和初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形成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一、朱毛会师是一座桥梁，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同井冈山道路联结起来在1927年7月中旬，刚改组的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一、南昌起义；二、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客观而言，这三大决断，关涉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可以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都是在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及八七会议精神下发动起来的。从起义本身而言，各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是从起义建军和开辟井冈山革命道路来说，正如习近平所说“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所以，这些起义最终又从失败中走向了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湘南起义、会师井冈，成为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串连起来的红线和桥梁，所谓“千流归大海”、同奔井冈山。随后，还有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全国的三大起义，湖南的四大起义，孤立地看，是一座座山，一星星火，一条条小溪，联系起来后，就成了山峦叠嶂，星星燎原，千流归大海。而朱毛会师井冈山，就具有这核心凝聚力和强大的物理的化学的动能。旗帜引领方向，道路决定命运。90年前，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召开，我们党严峻地面临着举旗走路向哪儿去的艰难抉择。1927年，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胜利在望，到瞬间失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面对逆境，毛泽东审时度势，在扬弃苏俄革命经验之上独立自主、另辟蹊径，提出并实践了伟大的上山思想，指引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毅然改弦更张，从进攻大城市率先转到向农村进军。“旗号镰刀斧头”，是秋收起义首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作为革命的号召，引导的红旗，指路的明灯。也就是后来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首先要把党的旗帜亮出来”。所以，当时陈毅向中央报告说：“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枪，不仅保留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井冈山斗争的丰功伟绩。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农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问题，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丰碑。领导湘南起义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对于探索这条必由之路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湘南起义传承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同时，湘南起义吸取了南昌起义的教训，保留了南昌起义的火种。正如朱德所写的诗句：“昔上井冈山，革命得摇篮。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从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会师，井冈山红军熔铸了党和人民军队的一系列特质和灵魂。第一，信仰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第二，人民立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第三，历史担当——拯危救难、力排险局、开拓生路。第四，求真务实——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第五，勇于创新——具有里程碑意义。第六，科学方法——用毛泽东的话讲，既要“过河”，又要解决“桥或船”。第七，核心领导——坚持党对军队和其他革命组织的绝对领导，保障革命的方向和命运。用习近平八一讲话的论断来说，就是“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的本质要求。二、朱毛红军是骨干和核心——朱毛会师形成了党和人民军队领导力量的初核朱德强调说，朱毛红军“成为全国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朱毛高举起鲜红的镰刀斧头旗帜，从此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首创和进程，飘扬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心头，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领导平江起义的彭德怀，同战友黄公略由衷地赞叹：“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跃上井冈，成为中国革命转败为胜的关键节点。朱毛会师闻名遐迩。毛泽东同朱德的生平第一次握手晤面，是在井冈山下的湖南酃县。毛泽东说过：“我又再次下山去接他们，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在湖南酃县会见。”“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创建了著名的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湘南起义之前，朱德就派毛泽覃前往井冈山一带联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而毛泽东则派何长工前往粤湘边界寻找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第三营转战湘南，曾同朱德部队会合。湘南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部下山到湘南接应朱德和湘南起义部队，在资兴县龙溪洞与龚楷、萧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相遇，会合了第一支湘南起义农军；朱德则下决心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靠拢。当时，中共中央也再三指示朱德、毛泽东两部共同在井冈山地区发展。后来朱德曾说：“一九二八年，我们不久退酃县把茶陵打开了，然后队伍退到酃县，同毛泽东两面会合了。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的会面。”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研究“援助朱毛问题”,决定派员到朱毛地区，弄清开展朱毛运动方针，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说明共产国际视野中，毛泽东、朱德也成为中国苏区和红军的核心力量。“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终于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这支队伍就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毛泽东亲手开辟的光芒万丈的井冈山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光辉道路。因为有了湘南起义，井冈建军成其可能。于是，“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凝聚成湖南大地上诞生的又一支中国工农革命军，也成为继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之后第二支“上井冈山”的“人民军队”。而且，井冈山红军就分别集聚了秋收起义部队、南昌起义余部、广州起义余部、湘南起义部队的精兵强将，以后还拥有了平江起义部队，井冈建军水到渠成、百川归海。萧克评价说：“历史已经证明，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有了井冈山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才有光辉的井冈山时代。”“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这是朱德总司令的深切体会。周恩来也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毛泽东说：1928年4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了师。我们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6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发展。当时，湘南起义声势巨大，成果辉煌，但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加上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损害，如果不上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湘南起义只能归于失败。粟裕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写道：“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关于“朱毛会师”的诗句。在苏维埃的初期，有名的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湘南暴动、海陆丰暴动，实际上都没有成功，而只有毛泽东为首挽救了秋收暴动的武装，与朱德退出湘南暴动的部队会合于井冈山，建立了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以后发展了闽粤赣边的中央苏区，才是成功了的。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这是《罗荣桓军事文选》的观点。朱德说过：井冈山的部队和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会合后，编成了红四军，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于是开始有组织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方向从此更明确了。红四军的成立，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彭德怀说：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陈毅则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所率余部“部队的湖南人最多，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找毛泽东去，便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希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的队伍会合于井冈山，“三股铁流”铸就一支“铁军”——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宣告成立，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朱毛红军由此形成。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伟大的贡献，就是毛泽东在艰难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和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斗争中率先创造，朱毛会师后努力推进、取得丰硕成果的。所以，习近平强调说：“要把井冈山精神发扬光大，与时俱进。”三、朱毛红军中走出了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写道：从此以后，他们领导的红军被称为“朱毛红军”，是令国民党军队闻之胆寒的部队。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929年5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文件正式使用朱毛红军的称谓，并称赞道：“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1930年初，中央正式编组红军8个军时明确认为红4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是中国红军主力的主力”，“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意义的红军，它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朱毛红军是全国红军中唯一拥有10年红军军龄的主力军，从始到终从无间断。从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始建军，在朱毛领导下，这支军队一直在战斗中建设和发展，其间历经艰难困苦、失败挫折而不溃散，不倒的军旗从井冈山一直飘扬到延安。井冈山会师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使朱德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从此，“朱毛”红军闻名天下，“朱毛红军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朱毛”成为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毛泽东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回顾党的历史，从1921年党的一大到1928年党的六大，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较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产生一个称职的中央领导核心。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军90周年讲话中，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要求增强核心意识。他强调：“历史告诉我们，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朱毛会师，形成合力。朱毛之聚，产生核聚变，产生核力量。最重要的是，朱毛聚力，形成核心。在中国共产党没有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前，朱毛核心就成了事实上的领导核心。参与领导南昌起义、领导桑植起义的贺龙元帅，深有感触地说，因为没有形成核心领导，“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朱德指出：朱毛红军“成为全国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8位核心成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邓小平，最终都出自朱毛红军，绝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中央曾安排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但彭德怀坚决不同意，上书中央说：“中国需要红军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毛泽东、朱德来领导。”朱毛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管起义和武装斗争到了多么艰难困苦危在旦夕的险恶处境，毛泽东、朱德都坚决不离开队伍，当时有许多领导者以中央调动、向中央汇报、去找党的名义离开危难中的部队，结果是部队失去核心领导力量而失败或溃散。因为朱毛从投身革命武装斗争开始就紧紧地与这支军队战斗在一起，生死与共，血肉难分，所以他们才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灵魂和统帅。毛泽东说过，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朱德也说：“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后来又说：朱毛，朱毛，人家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道理。都体现了朱毛红军和朱毛核心极大极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朱毛红军亦形散神不散，古田会议，四次反“围剿”，长征，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朱毛的核心领导和团结一致，没有朱毛红军不灭不息的向心力，结局是难以预料的。党心、军心、人心的高度统一，核心力量的充分发挥，是朱毛红军无敌的保证、胜利的前提。习近平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显然，人民军队的“定型”，这也是朱毛领导工农红军的历史贡献，他们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的基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根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军治军思想的经典。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中，用3个“确立”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遵义会议在“核心”问题上的贡献和意义：——“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可见，由朱毛会师、朱毛红军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了党和人民军队的核心领导力量。这是中国革命历经失败和挫折而勇往直前、夺取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朱毛会师形成了以毛泽东、朱德为核心的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坚强领导，毛泽东、朱德一直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中之核，维系了四、五十载风雨春秋。这是中国共产党之幸，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幸，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幸，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幸。[作者简介]夏远生，男，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中国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

今天的我们，一定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长征是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长征，是在党和红军面临严重生存危机、中华民族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党领导红军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转移，也是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一次伟大进军。在历时两年的时间里，各路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终于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中国革命的火种重新汇聚，星火燎原。这次惊心动魄的远征，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是人类革命史上无与伦比的精神丰碑。长征两万五，步步关生死。陈树湘，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在湘江一战中，他带领队伍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鏖战4天4夜，直到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渡过湘江。腹部中弹的他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后被俘，在被敌人抬着请赏的路上，亲手掏腹断肠，英勇就义。郑金煜，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宣传队干事。作为过草地的先头部队的一员，他经历了饥饿、寒冷、急行军、滂沱的暴雨和水没至膝的沼泽，最终因为虚弱和高烧而牺牲。临终前身上唯一干燥的物件，是他为全团贴身保存的几根火柴。胜利有多辉煌，牺牲就有多壮烈。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000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长征的胜利，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一个全新的中国，从此奠定坚不可摧的根基。伟大奇迹源自信仰的力量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也铸造了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里写道：“山顶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不管多累，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红军创造出了军事史上的奇迹：这支年轻的队伍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3天就遭遇一次激烈的战斗。还要不断同随时从头顶上落下的炸弹、10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经年积雪的雪山、吞噬生命的草地还有难以忍受的饥饿和疾病等作斗争。漫漫征途，血雨腥风，是什么在支撑着这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队伍勇往直前？唯有信念！长征孕育的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彰显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属于世界。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突破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是人类共有的巨大精神财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向世界介绍长征。斯诺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二战名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三大洲》一书中说，红军长征“是一次体现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1984年，70多岁的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踏上了当年红军的长征之路。一年后，他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又一次将长征比作史诗。“我想，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索尔兹伯里说。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他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精神的力量能够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长征精神的灵魂，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今天，弘扬长征精神就要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长征精神是当下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鲜活教材。回顾我们党95年奋斗历程，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今天，对有着88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最根本的就是不忘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不断立根铸魂、固本培元，用行动诠释信仰，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全党在理想信念上坚定不移，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坚定不移，我们党就会更加坚强有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毛泽东一生书写次数最多的一首诗词是《七律·长征》，并把长征视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就以长征来比喻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并在将台堡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习近平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这次专程来这里，就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长征路。今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没有传承，再宝贵的精神财富也难有价值。80年来，长征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航天新长征、脱贫攻坚新长征、新长征突击手……长征精神不断续写着时代的篇章。“一带一路”倡议、G20杭州峰会、“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全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八十载斗转星移，八十年波澜壮阔。今天，同样面临各种困难与挑战，前进的道路依然不会平坦。为此，我们要继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长征，仍是一个未讲述完的故事；新长征的人们，正在路上。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大学生共有16人，他们是：北京中法大学的陈毅、山东青岛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的罗荣桓、北京大学的李却非、伍中豪、邝鄘、谭衷、北京师范大学的邓贞谦、北京私立国民大学的朱亦岳、上海大学的何挺颖、上海复旦大学的游雪程、南京南方大学及上海法政大学的谭梓生、重庆中法大学的徐彦刚、湖南益阳信义大学的曾士峨、上海持志大学的王良、湖南南华大学的周鲂、北京大学的刘霞。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中，这些人都曾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这16人中，除陈毅、罗荣桓2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外，其余14人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下面就这14名大学生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地方党组织建设的开拓者——朱亦岳、李却非 　　朱亦岳，1892年生于江西莲花。1915年从吉安白鹭洲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私立国民大学，一年后辍学，就职于外交后援会、江西省实业厅、教育厅。1925年任莲花县劝学所督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参与创建中共莲花小组，11月参加筹组国民党莲花县党部，任常务委员，积极领导工农运动。1927年5月，他组织农民自卫军攻进县城，捣毁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县党部。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莲花县上西区坚持斗争。后赴安源、醴陵等地活动。1927年11月，参加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召开的永新、莲花、宁冈3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1928年初，朱亦岳回到莲花恢复当地党组织，先后任中共莲花特别支部书记、莲花特区委书记、莲花临时县委书记、莲花县委书记。1928年10月，他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委员。1931年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后曾任中共万泰县河东委员会主任。同年，病逝于泰和石城区。 　　李却非，1899年9月9日生于湖南省酃县水口镇水南村。1921年6月至1922年初在北京大学文科学习，1921年冬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初任驻唐山工运特派员。1922年3月，他奉调铁路唐山制造厂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夏，到湖南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担任工人学校第三校主事。1926年夏，被派遣回到家乡酃县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8月，担任酃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书记。“马日事变”后，李却非被迫离开酃县，赴长沙寻找党组织。1927年冬，李却非持湖南省委秘密介绍信，从长沙赴井冈山，被毛泽东安排在前委工作。1928年5月，他被派遣回酃县开展工作，担任酃县县委书记。 　　李却非在工作中贯彻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深入贫苦农民，发展党员，成立区、县工农兵政府，开展分田地运动，建立农民赤卫队。1928年9月，他率领酃县赤卫队协助江西遂川县消灭敌军，建立乡政权，打通了井冈山与遂川县大汾之间的通道，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书面表彰。1928年10月，李却非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第二届特委委员。1929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李却非率领酃县赤卫大队把守八面山哨口。井冈山失守后，酃县苏区遭敌破坏，李却非隐蔽到桂东、安仁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8月，李却非不幸被安仁县挨户团杀害。 　　安源与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络人——邓贞谦 　　邓贞谦，1907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上栗县彭高镇茶源头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萍乡中学读书时，与孔原、刘型等进步青年学生一起，积极组织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秋，邓贞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27年，邓贞谦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到萍乡从事农民运动。当时，萍乡正经历了血腥的“六五”事变，反动军阀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面对白色恐怖，邓贞谦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地和萍乡党组织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了党的秘密活动机关。他利用担任《新萍周刊》主编的合法身份，进行广泛的社会联系，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吸收政治上可靠的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入党。 　　1927年12月5日，年仅20岁的邓贞谦被推选为中共安源市委委员。年底，又被安源市委派往萍乡湘东地区担任湘关（湘东、老关）区委书记。同时，还担负着安源市委与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络任务。1928年4月上旬，邓贞谦来到井冈山茨坪，将萍乡地区开展工农武装斗争，特别是上栗斑竹山起义失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邓贞谦从井冈山返回萍乡至南坑街头时，不幸被埋伏在此的靖卫团抓获。1928年6月8日，邓贞谦被反动派杀害，年仅21岁。 　　谭梓生，1898年12月20日出生于安徽省旌德县西乡下洋村上村。早年在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和学校的学生民主运动，并深受教师恽代英、肖楚女新文化思想的影响。1922年9月，谭梓生在家乡下洋日新小学任校长。1925年冬，谭梓生在上海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他回到家乡旌德，协助旌德党组织的创建者和早期主要领导人梅大栋开展旌德党组织的工作，成为旌德早期党组织和农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7年3月9日，经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师政治部批准，旌德县政府成立，谭梓生被第六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肖劲光任命为旌德县县长。虽然这个县政权名义上是国民党政权，形式上是国共合作，但实际执掌权力的都是共产党员。由谭梓生担任县长的旌德县政府，实际上是党执掌政权的全国最早的县级红色政权，谭梓生成为全国最早的红色县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谭梓生被迫离开旌德前往武汉。1927年6月中旬，被湖北省党部派到鄂南通城县担任通城县第二科（即民政科）科长。在通城，谭梓生与罗荣桓等人参加组建农民自卫军，策划农民暴动，于8月20日一举攻占通城县城。8月21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通城劳农政府经选举成立，谭梓生当选为劳农政府副主席。通城劳农政府成立后，谭梓生和罗荣桓等人与驻扎在江西修水准备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取得了联系。在罗荣桓、谭梓生等人的带领下，与敌激战后幸存下来的通城农军、劳农以及政府军政人员被编入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特务连。罗荣桓任连党代表，谭梓生协助罗荣桓工作。1927年9月9日，谭梓生随部队参加了秋收起义。 　　随后，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谭梓生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谭梓生是第一批跟着毛泽东于10月27日首先到达井冈山中心——茨坪的数十人中的一个。1927年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部队进城后，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谭梓生被指派担任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县长，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位红色县长。1930年8月，谭梓生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不幸被捕。9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红军早期优秀政工干部——何挺颖、刘霞、谭衷 　　何挺颖，1905年生于陕西省南郑县周家坪镇何家湾。1923年初，何挺颖在汉中联立中学读书时，与廖左民、孙绍亭等20多名同学组织同学会，阅读进步书刊，研讨革命道理。1924年，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和上海大学，192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党派何挺颖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干部连任指导员，随团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之后警卫团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何挺颖任该团一连党代表。9月9日，他随一团参加了秋收起义。 　　三湾改编后，何挺颖任一团三营党代表。11月下旬，他和张子清率部至桂东，与朱德、陈毅取得联系。12月下旬，部队到茶陵，他协助第一营大败湘敌，并同张子清、宛希先一起挫败一团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庄剑等人的叛变事件。之后，他被任命为第一团党代表。1928年1月4日，何挺颖等率一营和三营一个连攻占遂川县城。1月24日，成立了遂川工农民主政府。2月，他和张子清率第一团与第二团联合攻占宁冈新城。2月24日，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3月上旬，井冈山前敌委员会应湘南特委的要求，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任书记。 　　朱毛会师后，任第十一师党代表兼第三十一团党代表。1928年8月，他协助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1928年10月，何挺颖当选为第二届边界特委会委员。年底，任红军主力二十八团党代表和团党委书记。1929年1月14日,红军主力向赣南进军。24日,在大庾岭战斗中,何挺颖身负重伤。26日夜,红二十八团自大庾岭向东转移,担架队迷失道路,在广东南雄和江西信丰间的大塘铺与敌遭遇，何挺颖英勇牺牲。 　　刘霞，曾用名刘石，1899年出生于湖南耒阳。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耒阳地委委员、农民部部长，耒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任县苏维埃主席。后随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任红四军排长、连党代表。1930年后，他担任红六军第二纵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红四军卫生部政治处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裁判所所长、红军总卫生部政治处主任、军委后方办事处政治处主任、总兵站部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同年11月奉命留在湘南照顾伤病员。后任中共湘南特委委员、军事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湘粤赣边区游击司令。1936年12月刘霞不幸被捕，1937年9月17日在耒阳县城就义。 　　谭衷，1902年出生于湖南耒阳。先后就读于耒阳县立高级小学、省立第一中学、北京大学文科。1923年在北大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冬受党选派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习。肄业后返回耒阳，任中共耒阳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耒阳民报》主编，创办县农运讲习所。1927年8月，随贺龙部队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2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后随军上井冈山，不久返回耒阳，组织游击队。1929年3月，谭衷任湖南赤色游击总队队长。同年10月28日因遭敌突袭，在战斗中牺牲。 　　统一战线的模范实践者——游雪程、徐彦刚 　　游雪程，1903年生于四川邻水新镇乡。1922年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他回到家乡举办暑期补习学校，参与了中共邻水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26年冬，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7月，国共合作破裂，游雪程随1700多名军校学生，被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教导团抵达九江后，遭张发奎强令缴械。游雪程、吕赤等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星夜离营，前往江西追寻革命队伍，后遇上国民政府警卫团，留任二营五连班长。同年9月，他随部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11月，毛泽东派游雪程上山改造袁文才部队。他到袁部后，耐心向他们介绍工农红军的宗旨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帮助训练士兵，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干部。袁部被改造后，游雪程任基本连连长，为建立后方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利用袁文才和当地士绅的关系，将部队驻扎在宁冈与茶陵之间，维护红军的前后交通联络，掩护运送伤员和给养物资。l928年2月，袁文才和王佐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游雪程任二团政治部主任。他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发现和培养士兵中的积极分子，发展和壮大了党组织。他在团部建立政治工作和文化课制度，开展新旧对比和时事教育，启发广大士兵的阶级觉悟。 　　他还组织下级军官和士兵去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第一团参观，并先后在连队建起党支部、士兵委员会和纪律检查组，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游雪程调入红五军工作，先后担任大队长、支队长兼政委、纵队副司令员等职。1930年5月，他在率部攻打江西瑞昌城时，身先士卒，不幸中弹牺牲。 　　徐彦刚，1907年11月生于四川省开江县。1924年小学毕业后，考入重庆江北中学。1926年春，考入重庆中法大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他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徐彦刚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教导团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途中，该团被张发奎部缴械，他转而加入平、浏工农自卫军，后随该部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徐彦刚受毛泽东委派，参加了对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工作，任该部副连长、连长等职。该部被编入工农革命军后，他任团参谋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次反“进剿”、“会剿”作战。 　　1928年6月，徐彦刚指挥第三十二团一部一举捣毁敌指挥部，为取得龙源口战斗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8月，指挥第三十二团一部和第三十一团一营，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徐彦刚奉命率第三十二团一连和红五军第五纵队1个大队扼守黄洋界哨口，与敌苦战3天后突出重围。同年4月，调任莲花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翌年初，徐彦刚任红六军第三纵队纵队长。不久，任红三军第九师师长。1932年3月，徐彦刚升任红三军军长。1933年1月，升任红一军团参谋长。6月，调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10月，调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1934年5月，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牺牲后，徐彦刚又兼任该师师长。 　　六七月间，红十六师遭受严重挫折，全师仅余1个营的兵力。此后，徐彦刚积极组织恢复红十六师。11月，他毅然离开省军区机关所在地，奔赴鄂东南前线，率领新恢复的红十六师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6月，国民党军调集6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赣党政军机关及红十六师实施大规模的“清剿”，徐彦刚立即与省委书记傅秋涛组织党政机关及部队分3路突围。突围途中，他身负重伤。之后，他带着警卫员和卫生员到永修县云居山养伤。9月，不幸被想向国民党邀功请赏的歹徒黄盛彬3兄弟杀害。 　　红军战将——伍中豪、王良、曾士峨、周鲂、邝鄘 　　伍中豪，1903年出生于湖南耒阳市城南伍家村，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伍中豪与刘泰、陈芬等组建了中共耒阳党支部，并发展了大批党员。1925年5月，经党组织批准，伍中豪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被派往广东农运讲习所任军事教官。1926年7月，伍中豪参加了北伐，进入湖南后，受党指派，在耒阳组建工农自卫军总队。 　　“马日事变”后，伍中豪只身潜入武汉寻找党组织，后经卢德铭介绍，留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任第十连连长。之后，他随部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三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三湾改编后，伍中豪任第三营副营长，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0月11日，工农革命军在大汾遭到靖卫团肖家壁匪部的袭击，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三营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被敌分割，失去联系。后与张子清率领三营在桂东的崇山峻岭之间与敌周旋。1927年11月，他与朱德部取得联系，通过朱德的关系，率第三营在范石生的第十六军隐蔽休整。其后，伍中豪升任副团长兼任三营营长。 　　朱毛会师后，他任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柏露会议后，升任三十一团团长。1929年3月，红四军在汀州改编为3个纵队，伍中豪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并被推选为红四军总前委委员。1930年3月，第三纵队扩编为红一军团第十二军，伍中豪任军长，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0年，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8月19日和24日，毛泽东两次写信，要伍中豪组织3万人马急赴前线支援。当时，伍中豪因积劳成疾，患急性肺炎正在住院治疗。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伍中豪心急如焚，星夜兼程赶到中共赣西南特委驻地集结部队。9月27日，他带领一个警卫排到赣西南准备集中部队赶赴前线，傍晚途经安福县城郊突遭敌人伏击，不幸牺牲，年仅27岁。 　　王良，原名王化赅，字傅良。1905年生，四川綦江人。1911年进綦江县立小学读书。1917年考入重庆市华英中学。1924年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学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6年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他先学步科，后学骑科，成绩优异。1927年王良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良所在的武汉军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事教导团。7月下旬接受中共中央指示，乘船前往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船到九江时，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王良机智逃脱，辗转来到修水一带，找到了党组织。 　　9月，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部到井冈山，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连连长，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1929年1月，王良随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参加大柏地、长岭寨等战斗。4月，任红四军一纵队一支队支队长，率部参加攻打龙岩、上杭等战斗。同年12月，出席了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1930年6月后，他任红一军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十师师长、十一师师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在龙冈战斗中，他指挥部队迂回敌之侧后，配合兄弟部队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2年3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军长，和政治委员罗瑞卿率部参加漳州战役。他指挥果断，身先士卒，给敌以沉重打击，为夺取战役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红四军在驻漳州期间，广泛发动群众，筹集了100万元以上的经费和大批军用物资。同年6月，王良率红四军在返回赣南根据地途中，于13日在福建武平大禾圩遭敌阻击，王良亲自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曾士峨，1904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樊家庙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他到货店当学徒时,仍刻苦攻读。后得宗族支持,读完中学,继而考入湖南益阳信义大学。他受进步思想影响,不满外国传教士对学校的统治。1924年，曾士峨赴长沙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受党组织派遣,赴江华、水口山一带从事工人运动。 　　1926年，曾士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命到湘军第四师军官讲习所学生队做兵运工作,因支持衡阳学运和农会活动被开除。北伐军进抵衡阳后,他又奉命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连长。1927年转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1927年9月,随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特务连连长，参加了创建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后历任营长、纵队参谋长、师长、军参谋长等职,转战赣南、闽西,屡立战功。1928年8月下旬,湘赣敌人组织4个团的兵力,趁毛泽东率部去湘南之机,乘虚直逼黄洋界,企图一举攻占井冈山。曾士峨率三十二团一营三连战士与大小五井的赤卫队、暴动队协同作战,扼险死守。他指挥迫击炮手对准敌指挥所驻地开炮，炸得敌人魂飞魄散。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连夜逃遁。1929年初,红四军第二十八、三十一团等部队转战赣南、闽西,他任三十一团一营营长,参加了大柏地、长岭寨战斗。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后,他任第七支队队长、第三纵队参谋长,参与攻克上杭的战斗。 　　1930年春,他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坚决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以身作则,整顿部队,取得了显著效果。同年夏，率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役,一举歼敌9000余人。1931年8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率部在兴国莲塘全歼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第四十四师。驻兴国高兴圩的敌第六十、六十一师疯狂向红军反扑,企图夺路逃往富田、吉安一带。曾士峨率部英勇阻击,在部队伤亡惨重、强敌直逼红四军指挥所的危急关头,他亲率敢死队向敌发动反击,歼敌2000余人。战斗中，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周鲂，字厚泽，又名陈藩，1900年5月31日出生于湖南耒阳。1920年秋，考入衡阳成章中学。那时的衡阳，是湘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周鲂热心地投入革命运动，成为湘南学联的骨干分子。1922年春，他领导学生捣毁了破坏革命的衡阳教会。1923年秋，考入南华大学，并于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学校南迁广州，因革命需要，周鲂在湘南、粤北开展党的秘密活动，曾两次被捕都机智脱险。1925年底，他潜回耒阳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和乡农会。“马日事变”后，周鲂与刘泰等党员参加了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并担任连队干部。不久，汪精卫叛变革命，周鲂等人离开武汉赴南昌朱德部队，担任军官教导团营长，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部进入湘南，周鲂担任攻打永兴的向导，随后任耒阳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赤卫团团长。1928年3月，周鲂率领耒阳、永兴农会，3次攻打安仁国民党守敌，为朱德率部顺利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队会师立下了汗马功劳。1928年4月28日，周鲂任十二师三十四团二营营长。5月部队整编，他改任三十一团一营营长。自此，他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攻茶陵、打永兴、战高陇、反“围剿”，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卓越功勋。 　　1929年1月初，国民党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周鲂跟随朱德、毛泽东向赣南挺进。沿途，攻关克垒，势如破竹，击溃了大汾、左安、杰坝等地顽敌，占领了大庾县城。1月24日，敌人突然进犯大庾，周鲂率一营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次日，为了拖延时间让红军主力安全撤离险境，他率部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不幸中弹负伤。为掩护同志们撤退，他坚决留守阵地，引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时年29岁。 　　邝鄘，1897年生于湖南耒阳仁义乡邝家村。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3年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党组织派遣，邝鄘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留校在校长办公室工作，兼政治、军事教官。1926年北伐时，邝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创作了《北伐军军歌》。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邝鄘随叶挺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1928年1月，随朱德、陈毅参加湘南起义，受命在耒阳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任师长。4月随朱德、陈毅向井冈山转移，在宁冈与毛泽东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三十四团团长。三十四团组成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邝鄘改任司令，于5月下旬回耒阳开辟游击根据地。1928年6月5日，邝鄘不幸被捕遇害。（ 来源：《党史纵览》 2009年第11期 　作者：朱荣兰 ）

文化纷繁多彩，有先进文化、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苗族文化、汉族文化、酒文化、婚俗文化、其它民族文化等……但什么是习水的文化品牌？我们必须在历史中去寻根，在大环境中思索，在比较中找准优势。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红色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气节和富有理想、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民族品格，是爱国主义精神在社会变革实践中的集中体现。我们弘扬红色文化，就是要内化思想理念，外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用“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四渡赤水精神推动工作。“红”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是一个特别喜欢“红”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崇高“红”的民族。古往今来，“红”始终贯穿在人们的生活中，形成中国特有的“红”的文化、“红”的艺术。在中华词典里面，与“红”有关的词语大约60余个，涉及到动词、名词、形容词。用“红”来表意的既有命名山川、河流、动植物的，如红塔山、红岭、红水河、赤水河、红旗渠、红枫、红豆杉、红花、红豆、红嘴鸥、红铃虫、红点颏、红黑鸟等；又有形容自然现象和人们生活的，如红旗飘飘、红艳艳、红彤彤、红男绿女、红装、红运高照、脸庞红润、红灯等；而且在生活习俗里随处可见，如逢喜事戴红花，结婚骑红马，坐月子吃红酒鸡蛋，送钱叫给红包，科举发榜称红榜，喜事连连叫走红运，总之见“红”有喜又图吉利。同时，在文学作品中也屡见不鲜，“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等，都从“红”的“形”和“意”上得到升华。而且，红还在社会组织中得以广泛应用，如历史上的红巾军、考古界的红山文化遗址、国际组织的红十字会，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红色政权、党旗、军旗、国旗、红领巾、红缨枪、红五星等更离不开红。所以,红与我们有不解之缘，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传承是红色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创新则为其注入不竭的动力，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活化载体和形式，在更高层次上谋求红色提炼、提升、创新，才能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转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在这方面，树立和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尤为重要。

内容提要 　　毛泽东同志写过一篇题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称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理由是他“很虚心”地注意研究中国历史的情况、当前的社会情况和外国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倡以谦虚之心学习历史，有五句话应视为至理名言：一、“读历史是智慧的事”；二、“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三、“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四、“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五、“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毛泽东同志写过一篇题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称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理由是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的情况、当前的社会情况和外国的情况，“知道他是很虚心的”。初读这段论述，觉得有些不解：注意研究历史，怎么就是“谦虚”和“虚心”的表现呢？最近频频读到“历史是什么玩意儿”之类的调侃语，以及一些把历史本应带给我们的智慧和经验任意消解掉的奇谈怪论，渐渐有所理解了。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和记忆，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学习它，从中获取经验、智慧、启示和借鉴，也就是尊重它和敬畏它，自然是谦虚和虚心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提倡以谦虚之心学习历史的论述很多，其中有五句话应视为至理名言。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1920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一封信中说，他读历史时发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干出傻事蠢事的专制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原因是其欲望冲动压倒了理性智慧。由此，毛泽东同志提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多了解点历史上那些专制主义者的结局，让“智慧指导冲动”，或许能少干点傻事蠢事。此前，袁世凯称帝败亡时，毛泽东同志也发表过类似的议论，说袁世凯以及劝袁称帝的人不真正懂得历史，没有汲取“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乃世间“最愚者”。　　把是否读史懂史同是否具有理性智慧联系起来，是青年毛泽东已经体悟到的一个重要道理。他一生好史，有多方面的理由、需要和收获，其中定然有益智的成分，有一种获得智慧的求索精神与乐趣。他读《三国志》，认为蜀国之误始于此前诸葛亮《隆中对》里的战略构想。这个战略提出，将来得益州后派一上将守荆州，自己守汉中，大本营设在成都。本来就兵少势弱，又如此三分兵力，焉有不误的道理。如此诘问《隆中对》，未必有用于现实，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却完全可能成为使人变得高明的营养。毛泽东同志后来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了解历史，总结前人和自己经历的过去，最起码的一条，就是尽量不重复前人蛮愚的错误。为了澄清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亲自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并说：“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用“恍然大悟”来形容读史的效果，揭示的就是益智、启智的作用。 “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如果对自己的过去懵懵懂懂甚至一团漆黑，不可能成为一个明白人。如果研究历史不是为了今天的需要，一切拘泥于历史，恐怕也不算是一个明白人。对过去和今天都不太明白的人，自然很难干出有光明前景的事业。　　毛泽东同志尊重历史，但从不拘泥于历史。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现实决策中觉得他“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个话传到毛泽东同志那里，他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专门作出解释说：“历史是要的。要读历史，我赞成郭沫若那个古史研究。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不迷信将来还得了呀！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毛泽东同志承认自己“迷信将来”。至于说他“轻视过去”，恐怕有些误解。只不过一生重视读史的毛泽东同志比较看重现实这个立足点，总是希望从现实这个立足点出发去争取一个好的将来罢了。提出“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当时可能有自辩之意，但也揭示出了读史的要义，即了解历史是为现实和争取美好的将来服务的，学习古人是为今人增益的。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一篇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演，里面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很明显，弄清过去，是为了把眼下的事办好。这样做，才是对历史的真正尊重和敬畏。　　不能说毛泽东同志读史没有个人的兴趣，但借史明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却是他读史的常态和目的。许多问题，了解其来龙去脉，处理起来会有更多的思路，也更主动、更有效。毛泽东同志很善于从历史中获取灵感，常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现实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种情况多见于他的会议讲话和读史批注当中。比如，他读到《史记》记载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汉书》里读到汉武帝曾经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由此赞成“引黄济汾”的设想。凡此等等，立足今天，把历史读活，思想自然会丰富起来。而且，把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紧密地联系起来，自然也就不会滑向“守旧”一路。 “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这句话出自毛泽东同志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起因是他觉得不少干部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付酬、等价交换，于是就说：“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提出这个命题的认识论意义是很深刻的。现实的经验可以说服人，历史的经验同样可以说服人。现实来源于历史，历史的经验实际上是时间远一些的现实经验。历史的经验之所以能说服人，原因不外三个：其一，讲历史的要义在于总结经验；其二，历史里有能够为今天的人们受用的经验；其三，了解了历史的经验，就能了解现实经验的来龙去脉，故有助于加深对现实经验的了解。程思远先生陪同李宗仁先生回国后，问过毛泽东同志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我们是靠经验吃饭的。总结和升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就是以谦虚之心敬畏历史，目的是寻求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对此，刘少奇同志也说过两句名言：一是“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二是“不学地理、历史，你就‘理论不起来’”。毛泽东同志敬畏历史，正是因为那里面有理论、有规律这些大学问和真学问。他的具体说法是：“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讲历史之所以能说服人，还因为通过历史现象来揭示、认识和把握规律比抽象的理论推演更有认识上的冲击力，更易于人们相信和接受，更能够发挥教育人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曾经这样说过，是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才“教育了我们”；“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同志为什么那样推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用为“延安整风教材”；又让人把陕北老先生李建侯写李自成兴衰的《永昌演义》抄写一部，说是“以为将来之用”。进北京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反复告诫大家“绝不当李自成”。“不当李自成”，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最能说服和教育党员领导干部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的口号。可见，如果把历史这门科学学好用好了，也就会像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的那样：“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　　“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这是毛泽东同志1964年7月会见外宾时说的话。原话是：“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1945年抗战胜利时，谈到国民党会怎样对待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也说过类似的话：“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上面这两个关于从历史看到前途、看到未来的判断，都是应验了的。　　还是那句老话：知道了从哪里来，就会更清楚地知道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就是对前途、对未来的眺望和预判。有人甚至说，能看见多远的过去，就能看见多远的未来。此话有些极端，意思倒还鲜明。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不会拥有顺应时代、把握未来的历史自觉；有了对历史经验和规律的研究与把握，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就有可能开辟事业的新境界和光明前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认为：“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通向未来的路不是陡然出现的，往往藏伏在已经走过的路当中。对于不甚明了的未来方向，适当地向后看并不是多余的，更不是倒退。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为了向前看需要向后看，而且向后看也不是光停留在对过去的知其然上，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知道哪条路可以比较好地通向光明美好的未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从中国历朝历代对农民起义剿而难灭的历史中，看出红军和红色政权是可以存在的；又从历代农民起义为什么总是失败或胜利后成为改朝换代工具的历史中，看出中国革命只有靠具有先进思想的领导力量来领导才会有胜利的前途。　　“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1964年1月，毛泽东同志向巴西客人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后，提出了这个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善于学习历史？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同时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基本观点都是通过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考察得出的。他们之所以把历史科学称作“唯一的科学”，意在强调，历史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实践经验、理论认识、知识智慧、思想方法等等的百科全书。这本书需要时常翻阅，而且常读常新。不光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认为，近代西方的有识之士也不乏这样的认识。法国的托克维尔就说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发现都给世界带来惊奇，好像他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当今世界，一些以现代面目出现的观点，往往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马克思主义者以谦虚之心敬畏和学习历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周扬在晚年比较毛泽东同志和王明的不同学风时，便有这样的评价：王明这些教条主义者，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但是读了不能用，“毛泽东和鲁迅对社会有很丰富的了解，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太多社会、历史知识，你的马列主义就只能变为教条。”谭震林也说：毛泽东同志“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农民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有着深切的了解，因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很快就具有深刻的正确的见解”。 　　善于学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所有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厚重品质和优秀传统。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此后又明确地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江泽民同志多次讲，不知道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不掌握中外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怎么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啊？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很多学习内容都是关于历史的。最近，中央又专门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凡此等等，都体现了我们党以谦虚之心学习历史的优良传统。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陈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