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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汝城“新湖南”对湘南起义的策源作用

更新时间:2008-09-05字号:T|T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工农革命运动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而当时风起云涌的汝城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形势高涨,成为工农革命运动的典范,被中央誉为“新湖南”。汝城“新湖南”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和支持,促进了汝城“新湖南”向湘南革命的纵向发展,从而为湘南起义在思想、理论、群众、工农革命力量以及实践经验上奠定了的基础,对湘南起义的发动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一作用很少被提及。今年是湘南起义80周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这一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科学论证,并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评价。

  汝城“新湖南”的五大鲜明特征

  (一)自始至终坚持了党的领导。1926年5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北伐军由广东出师北伐,中共湖南省委和省工会分别委派朱青勋、李涛回到汝城,发动工农群众,响应支持北伐。6月,中国共产党汝城县支部成立,由朱青勋担任支部书记,随后,扩大为中共汝城特别支部,再成立国民党汝城县支部。国民党汝城县支部是在中共汝城特别支部帮助下成立的,国民党汝城县支部的领导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汝城县支部中起绝对领导作用。据《李运昌烽火岁月》所载,汝城“新湖南”的领导人朱青勋和李涛虽然年轻,却都是极具魅力、领导能力极强、斗争经验极丰富的革命家,以他们为核心的中共汝城特别支部是汝城“新湖南”的坚强领导力量。

  (二)建立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1927年3月,汝城党组织总结敌人反扑的教训,强行接收和改编了保商队、县团防局和县警备队等武装,成立了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和人民公安委员会。不久,又组成了工人纠察队和区、乡农民自卫军。4月汝城县举办军事训练班,培训自卫军骨干。6月初,吴振民、李芳歧(又名李运昌)受中央指示带领广东省惠、潮、梅三州农军约千人,夏明震、高静山、郭佑林带领宜章、郴县、资兴、永兴、桂东农民自卫军,先后转移到汝城集中,在汝城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农军达约4000,枪1000余支。7月初,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指示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数人来到汝城,组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1927年8月15日后, 因国民党第十六军以压倒的优势兵力袭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被迫撤离汝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转战湘赣边界。9月24日,进入桂东活捉县长谢宪章、挨户团团长郭俊良和土豪劣绅20余人,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群众,举起缀有铁锤镰刀的大红旗,宣布武装起义。9月28日攻克汝城县城,活捉国民党县清党委员何沛霖,成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府,对湘南地区的武装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注:罗章龙、何长工等《亲历秋收起义之桂汝秋收起义的回忆》】。中央和毛泽东认为:汝城是“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注: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有利于成功地举行秋收暴功。

  (三)充分利用了有利的战略位置。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要想取得暴动的胜利,必须避敌锋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借助便于作战的地形优势,才能保存、积蓄、发展革命力量。汝城地处湘粤赣三省之交偏僻山区农村,东临罗霄山脉与江西接壤,南枕南岭山脉与广东毗邻,西隔临贺岭与广西相连,是湘粤赣桂四省的枢纽,进可上衡阳下广东攻占城市,退可在山区保存革命力量,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这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势力薄弱,逶迤于赣、湘、粤、桂边界的五岭山脉,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四周白色政权之间的红色割剧,利用山险是必要的”【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都认为:汝城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注:中央档案馆.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汝城的地理位置  ,不仅非常符合中央当时对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和重新北伐的战略要求,可以作为秋收起义的发动地点,而且也是南昌起义部队广东失败后,朱德、陈毅率余部保持革命火种再举义旗的理想位置。

  (四)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因汝城地处偏僻,又当湘粤赣三省之交,反动势力相对薄弱,革命力量却空前强大,因此形成了时间持久、规模空前的武装割踞之态势。中共汝城特别支部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插标分田,进行土地革命,加入农会、工会的群众达6万人之多,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共汝城特别支部组建的革命武装,接管了县政府,成立了农会特别法庭和公安委员会,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对反动势力进行工农专政,并召开了群众示威大会,经群众表决,判处了大恶霸何晋卿死刑。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事变、广州“四•一五”事以及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扼杀,而汝城“新湖南”的革命形势却达到高潮。如湖南省委1927年7月23日《给润兄并转中央的信》所说:“孤军奋斗”,“还有汝城”。汝城“新湖南”这种革命形势是汝城地理位置、党的有力领导以及坚持了武装斗争与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正确革命方向的结果。这些因素与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所讲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五个条件是基本一致的。

  (五)汝城“新湖南”向湘南革命的纵深发展。汝城“新湖南”助发了中央决策层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直至影响了中央高层的决策。中共中央大力支持汝城“新湖南”,并寄以厚望,推动了汝城“新湖南”向湘南革命的纵深发展,使汝城“新湖南”从汝城县扩大到湘南地区。早在1927年5月,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就指示惠、潮、梅暴动队伍到湘南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准备湘南起义【注:《李运昌烽火岁月》】。7月初,周恩来指示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数人来到汝城,成立中共中央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革命【注:汝城县志】。《湘南运动大纲》是中央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决策的重要一环,规定“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依据《湘南运动大纲》的意见,也明确指示“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府及一切革命团体”。这些决策都说明中央高度重视汝城“新湖南”的战略意义,并不断加强对汝城“新湖南”组织领导,加强汝城“新湖南”的军事力量,使之发展成为湘南革命,乃至成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也使汝城“新湖南”这一工农武装割踞形态发展成为中国革命进行的首次工农武装割踞尝试。从此,湘南武装割踞和湘南革命政府的概念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伟人的思想中深深扎根。

  汝城“新湖南”对湘南起义的五大基础性作用

  (一)汝城“新湖南”影响了中央高层决策,为湘南起义作了思想上的积极准备。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基于对南昌起义的战略考虑,以及湘南汝城的地理位置和高涨的革命形势,认为湖南的秋收起义应首先在湘南发动,以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和重新北伐。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南昌起义应当同“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67页。】,并重申了由毛泽东、郭亮、夏曦、任卓宣组成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为书记,领导湘南起义,并指示毛泽东立刻动身前往湘南工作。还致电前委,决定从南昌起义军中“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67页】。并指示湖南省委:“集合现有的湘南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国农民暴动,恢复全省政权”【注: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湘南运动大纲》提出了割据“以汝城县为中心”包括桂东、宜章、郴州等县的湘南割据计划。军事上,明确提出:要“组织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公开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湘南秋收起义要成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成为革命的中心,动摇乃至推翻湖南的唐政府;请求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之惠、潮、梅农军他调,立即由郭亮率领浏平农军千人奔赴汝城,再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个团到汝城去”。组织关系上,明确指出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后,则受粤政府指挥,湘南特委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可以独立行使职权。可见,《湘南运动大纲》为湘南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乃至具体工作上的准备。后因客观形势的变化,这个起义从湘南改在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一带发动,但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以后的湘南起义作了许多准备,特别是湘南特委作了大量的工作,为了贯彻省委关于暴动的计划,成立了“湘南行动委员会”,加强了对武装起义的领导和准备。朱德、陈毅作为南昌起义前委的主要成员,对中央的《湘南运动大纲》这一系列决策是清楚的;作为大军事家,对《湘南运动大纲》在当时的革命价值也会心领神会。

  (二)汝城“新湖南”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保存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这批革命骨干成为了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事变、广州“四•一五”事以及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广东省惠、潮、梅三州农军,宜章、郴县、资兴、永兴、桂东农民自卫军转移到汝城集中保存实力。在汝城,这些农军又与来犯的反动军队进行了艰苦斗争。其后,经过了汝城“新湖南”洗礼保存下来的汝城、桂东、永兴、郴县、宜章、资兴等县的农军参加了湘南起义,成为湘南起义的农军骨干。尤其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中共中央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的主要人物陈东日、武文元、夏明震、高静山、郭佑林、李涛、朱良才、何日升等人不仅参加了湘南起义,还成为红军将领和苏区地方领导人,其中李涛、朱良才成为了开国上将,何日升协助毛泽东起草《井冈山土地法》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任兴国县委书记。

  (三)汝城“新湖南”的武装割踞之势,为湘南起义的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革命经验不足,从地方到中央存在只重视城市武装斗争或只重视群众运动、土地革命而不能兼顾的问题。汝城“新湖南”之所以能在“马日事变”后还形成了时间持久、规模空前的武装割踞之态势,关键因素是坚持了武装斗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工会,开展插标分田,大规模进行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进行工农专政。这些经验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有极强的先导性,倍受党内有识之士的关注,八七会议后中央开始强调武装斗争要与工农革命运动、土地革命相结合,《湘南运动大纲》也规定“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朱德、陈毅认真吸取了这些教训,湘南起义一开始,他们就注意把武装夺取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正如肖克所说:“从三月五日第二次收复耒阳到四月三日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转移,朱德同志领导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插标分田’;一是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注:肖克主编:《南昌起义》第86页】。

  (四)汝城“新湖南”优越的战略地位,为湘南起义提供了理想区域。前面所讲汝城“新湖南 ”有优越的战略位置,因此,毛泽东在《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汝城县为中心割据湘南,建立根据地, 策应实行北伐的“湘南割据”构想。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苦苦寻找落脚点时,也接受了《湘南运动大纲》的观点。1927年10月7日,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失败后,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召开“茂芝会议”决定“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注:《朱德传》】,“简单地说,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注:《朱德传》】。朱德考虑到在汝城立足有进退自如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和汝城有良好的革命基础,在“茂芝会议”后按照8月7日中央给南昌起义前委的指示,由汝城农军叶愈番、何跃生作向导,率部直赴汝城。同时,秋收起义举事不利之后,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以汝城“新湖南”和《湘南运动大纲》为思想基础,在文家市前委会议做出“向远离城市,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汝城农村山区转移”的决定,“在那里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贺北出广东”【注:《引兵井冈在这里决策》】。两支队伍都是受汝城“新湖南”革命基础和地理位置的吸引,在汝城的周边进行革命活动,从而造就了“朱毛会师”的伟大机遇。

  (五)汝城“新湖南”形成的社会基础,为湘南起义的提供了良好的决策环境。汝城“新湖南”发动群众之多,组织程度之高,社会影响之大为当时罕见,汝城旧县志对汝城“新湖南”描述为:“发号令,擅兴革,操杀生,无不为所欲为,稍与抗则指为反动派,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汝城“新湖南”形成的这一社会基础,和“朱范合作”形成的政治基础为湘南起义的决策性会议—“汝城会议”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带来了南昌起义余部休养生息再举义旗的机会。在上堡整训,朱德派汝城党员赖鉴冰通知湘南各地的党组织,在到汝城召开部队与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共同策划湘南起义【注:《朱德传》】。1927年11月21日至23日,朱德在汝城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进行谈判,达成合作协议。11月26日至28日,朱德与陈毅在汝城县衡永会馆及津江村召开部队与湘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和布置湘南年关暴动【注:《朱德选集》】。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也说“为准备湘南暴动,我们就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进行讨论和布置”。“汝城会议”是湘南起义纲领性、方向性的重要会议,对湘南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注:《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2月上旬,朱德因接广东省委指示,南下去支援广州起义进入粤北,湘南起义计划暂时搁浅。但到粤北时,广州起义已失败了,部队移驻韶关市犁铺头进行整休。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立即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抓捕朱德。朱德便率部于1928年元月离开广东韶关,由龚楚引路到了与宜章县相邻的广东省乳源县杨家寨子。“就是在这个杨家寨子,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一起决定实现‘汝城会议’决议,发动湘南起义”【注: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学民《论朱德与湘南起义》】。 

  综上所述,汝城“新湖南”是中国革命进行的第一次工农武装割踞尝试,是湘南起义的前奏曲,对湘南起义的发动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可以说湘南起义是对中央《湘南运动大纲》等中央系列决策的伟大实践,它是南昌武装起义与汝城“新湖南”工农革命斗争经验的有机结合和升华;是武装革命斗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开创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先例,谱写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篇章。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作者:朱惠芳、何珍良 
  (作者分别系汝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汝城县纪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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