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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对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贡献 

更新时间:2008-09-05字号:T|T
 
  朱德的一生,见证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四分之三的历史。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富强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反蒋独裁内战的二十二年艰苦斗争中,他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德在早年受到新学教育时就向往着民主共和,崇拜现代科学。1909年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跟随南方共和派青年领袖蔡锷领导的滇军,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感到中国又“回到军阀的封建主义时期,前景十分暗淡”。[1]P4因此,“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1]P2朱德在德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即决心“归国后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1]P92从此,他开始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一、探索创建工农民主政权的途径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联合共产党进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在实行这个方针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又是非常复杂的,绝非一个正确方向的确定所能解决。武装起义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怎样保存并逐步壮大武装起义的力量,怎样进行土地革命,这些都是在一系列武装起义过程中党已经面临且需要解决的问题。年轻而没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始进行了探索。从南昌起义到湘南起义再到上井冈山,朱德从实践方面对这个探索做出了贡献。 

  (一)领导震惊湘粤两省的湘南起义 

  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中央在8月3日颁布的《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起义暴动大纲》中,就提出争取在湘粤两省建立革命政权。8月上旬,也曾设想在湘南地区举行起义,以配合广东夺取城市的斗争。同年12月,广州起义后,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依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的局面。”“特别是湘南应立刻割据起来,使之变成海陆丰第二”。[1]P671中央同时派人送信给朱德(一说没有送到),告诉他在湘赣边界有“毛泽东带领的农军驻扎”,“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2]P253 

  1927年12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辗转跋涉到达湘南汝城时,即配合湘南特委进行湘南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领导湘南起义期间,朱德将在云南讲武堂和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在滇越边界平息战乱以及护国、靖国战争中,特别是南昌起义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运用于实际,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智取宜章,打出革命红旗,协助地方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占领郴县,使何健部队五个连弃城而逃,震动整个湘南。1928年2月17日,在数千农军配合下,又攻占耒阳县城。一周后,白崇禧命令第十九军李宜煊部“进剿”工农革命军。朱德釆取主动撤离县城,转移到山丘连绵、森林茂密的山区打伏击战的办法,经过激战,再次夺回县城。3月中旬,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党的历史上较早的地区性苏维埃政权——湘南苏维埃政府。 

  领导湘南起义,是朱德在党的领导下探索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始。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湘南起义“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才得以生存和发展。”[3]P126武装起义军队同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是湘南起义取得很大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曾经参与政权的建立,但那是国共合作建立的政权,而且事实上国民党在政权中占据主要成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国共两党处于分裂状况,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政权建立的进程。这个进程的突出特点,就是“非单纯依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工农民众(主要是农民)既是建立政权的基本力量,又是构成政权的主体成分。湘南起义鲜明地体现出这个特点。“非单纯依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是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的努力在于把中央的指示变成实际行动。这种实践努力,对于逐步形成和丰富党对政权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湘南割据最终没能坚持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当时的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湘粤两省军阀根据南京政府的旨意,用七个师的兵力对湘南实行南北夹击,工农革命军无力坚持。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造成的。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正为“左”倾盲动主义所统治,对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党的政策都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决策,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不能不贯彻。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讲的很清楚:“湘南暴动之时,正好军阀白崇禧和唐生智之间发生战争,形势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有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湘南。”[3]P398 

  (二)朱毛共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3月底,朱德、陈毅决定避开强敌进攻,向井冈山地区转移,以保存力量。4月,实现了有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6月,中共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从此开始了朱毛共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两军会师后,朱毛决定依托井冈山地区的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利用湘赣两省敌军的矛盾,不断打破其对红军的“进剿”,以宁冈为中心,逐步建立起对全党有影响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要创建工农政权,没有武装斗争,没有军事的胜利,工农政权就不可能建立和发展。朱德率领红四军经过五斗江、草市坳、永新城战斗,粉碎了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二、第三次“进剿”,又经过七溪岭、龙源口战斗,击破了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进剿”。这些战斗使根据地的政权、红军和赤卫队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人们往往是吃一堑,长一智。经过湘南“八月失败”,朱德对在中国寻求建立工农政权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在重回井冈山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向赣南、闽西进军、寻求在更大范围建立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坚定地同毛泽东一起不断地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探索工农民主政权如何巩固和发展的途径。例如,1930年,红军在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后,“彭德怀曾主张继续进攻,而朱德则反对,他主张撤退到苏区,以便加强军队”。[4]P395说明朱德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认为此时红军虽有较大的发展,也不应再去冒险地进攻长沙,主张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1930年前后,毛泽东逐步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想时,朱德即以他亲自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从如何建设好红军、保障军事斗争胜利的角度,支持和丰富了这一思想。他在1931年著文《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中,阐述“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而要建立起工农政权,除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外,还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3]P2因为只有巩固的根据地不断扩大,才能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如果说湘南起义的方针主要还来自于中央指示,那么,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红色政权理论和政策,就不能不说带有极大的创造性了。 

  在听命于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共中央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脱离中国实际,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七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朱德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创建工农民主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全国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朱德合力探索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重大贡献。这个政权与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拥有广泛的工农民众基础。前者依赖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少数财团和拥有数量不等的军队的军阀,以及外国在华势力,而后者依靠工农民众(主要是人口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所以,就经济力和军力来说,前者虽然占有优势;但是就人力来说,后者远远超过前者。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新军阀政权并不愿意真正解决国民的民权、民生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赋予工农民众各种权利。工农民众(主要是农民)成为党领导的革命的直接和主要力量。尽管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强行推动苏维埃运动的错误指导,最终导致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不得不走上长征路。然而,中国的工农政权竟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顽强地奋斗下来,探索了创建工农民主政权的途径,积累了经验和教训,谱写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伟大篇章。 

  二、为抗战胜利、建设民主政权的奋斗 

  七七事变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经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让步,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38年3月,国民党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纲领总则中规定:“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5]P9 

  (一)真正实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红军主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七七事变前,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朱德获得一个坐下来读书、思考问题的时间。如他自己所说:“由保安到延安,这几个月可以说是平生最进步的一个时期,收集了所有的经验教训,看了书,集合起很多中国的问题来看中国革命的发展就更明显。”[1]P190为什么他说是“生平最进歩的一个时期”,我认为他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考虑了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问题,他的理性思维得到了升华,抛弃了过去的爱恨情仇,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从他在中央高层会议的发言和文章中可以清晣地看出他当时的思路:团结和推动国民党军队坚决抗战;要实现全民抗战,必须实现民主,改善人民生活。 

  早在1937年5月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就指出:“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对于友军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短短的几句话,既指出了党中央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又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政治任务和方针政策,即大敌当前,过去的敌人今天成为友军,要推动友军共同抗战;对各阶层群众,不要搞关门主义,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他还指出过去中央在军队工作中的两个教训:“一个是大革命时代的教训,只做上层工作;一个是大革命以后,只做下层工作,破坏工作。现在,我们要打入进去,上层、下层都要做工作,不做破坏工作,只准备进行争取。”[6]P393他根据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广泛发动群众的重要性。他说:“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很久,战线必定会很宽”,因此,必须动员和组织广大的预备军,“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6]P392-394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作战》一文中指出:“动员民众,武装民众,这是胜利最必要的条件。民为邦本,民众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因此要与民众更密切地联合起来。” 

  在军事战略方面,朱德较早地指出了游击战在将来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他说:“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最要紧的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6]P393“游击战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它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敌人。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因此应当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 [3]P31 

  抗日的条件下,强调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当然同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有关。同日军的武器装备、技术条件比起来,中国军队显然处于弱势。在当时的情境下,中国要把弱势转变为优势,根本途径是最广泛地动员人力资源。 

  如何才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朱德早在1937年4月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就强调指出:“首先应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否则一切全是空的”,“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6]P393现在国民党提出以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作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准绳,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欢迎的。毛泽东当时就指出:“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7]P259 

  实现民主制度,本来就是朱德自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同盟会以来所不懈追求的。1927年以后,蒋介石继承了历代统治者的衣钵,以“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论调,继续实行独裁统治,广大工农群众依然生活在没有民主权利的痛苦之中。日军全面侵华后,国民党宣布了对日作战,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与中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再次参与了国民党为主的政权。但是,在广泛动员民众、切实保障民权、真正实行民主方面,国民党缺乏诚意,甚至依旧维持专制独裁制度,国内政治状况没有改善。朱德强调实行三民主义特别是实现民主制度,既反映最广泛地动员民众抗日的现实需要,更体现出中国结束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基本诉求。 

  三民主义及其民主制度的实现,关键在于政权。就中共来说,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权问题,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有很大不同,一是中共本身的力量比前两个时期壮大了,在全国性政权中具有了以往不能比拟的分量;二是中共拥有了完全由自己掌握又被国民党承认的地域性政权。在全国性政权中争取民主,在地域性政权里实施民主,成为中共抗日时期政权建设的双重任务。这两个方面都是朱德的关注点。 

  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权主义。朱德早在1922年的一封信中就曾表露过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厌恶。他说,早年参加同盟会时,“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1]P66直到如今,国民党的当权者并未真正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指出:“许多人现在高谈孙中山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却背叛了它。孙中山的真正信徒是永远不会惧怕民主的。”[8]P119朱德在1937年7月就申明:红军的“职志是抗日救国,是彻底的为民族解放,是实现真正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9]P17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是朱德一生的追求。 
  
  1937年7月,朱德开赴华北前线,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实行对日作战。在领导华北抗战三年的艰苦斗争中,他在领导八路军主要以游击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出色地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贯彻“抗战建国纲领”。当抗日战争进行两周年时,朱德一方面指出:中国的胜利“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同时他进一步强调:“我相信依靠着中华民族更进一步的团结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我相信依靠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真正实现,是能达到这目的的。”“当他走完这段艰难的途程的时候,他将以独立自由幸福的共和国之面目而出现于世界。”[9]P92-95 

  (二)为在华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倾注心血 

  如果说实现三民主义和民主制度,对全国性政权而言还是一种要求和呼吁的话,那么,对中共领导的地域性政权来说,则已经成为一种实践。毛泽东说过,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相一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赞成它,而且实行它。朱德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建立民主政权所做的努力,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就占领了晋察冀三省的铁道线、工业中心、军事重地。为保持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创建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于1937年11月就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并任命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军分区的推动下,于1938年1月召开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临时政府。 

  边区临时政府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括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民族人士,其“实际内容是贯彻抗日与真正民主”。[10]P4临时政府要担负起改善人民生活,保障民主权利,肃清汉奸政权,统一财政经济等任务,争取持久抗战的胜利。 

  边区临时政府成立后,于1938年2月就公布了调剂群众利益,改善人民生活的《减租减息条例》。3月,公布了《村镇公所组织法暨区长、村长、镇长、闾邻长选举法》,实行了普遍的民主选举,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朱德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谈到华北一年多抗战取得胜利的经验时,第一条他就指出:“主要是忠实执行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主要条件。”“我们用根据地和游击队使敌人消耗和消灭”,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报告最后他说:“只有一切力量配合起来,把日本鬼子驱逐出去,创造我们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才能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10]P71-72 

  由于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在抗日与民主建设方面都搞得比较好,1938年10月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主席团在《致晋察冀边区电》中表扬说,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10]P76边区成为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是同朱德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同月13日,彭真在《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一文中,首先就指出:边区的成绩是在朱德、彭德怀等的领导下取得的。 

  1939年3月12日,朱德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尽管这个任命“真实意图,是要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晋绥境内,不让它在河北发展。”[6]P471同时也可以说明,国民党不能不承认朱德在华北领导抗战方面的业绩。而这样的业绩的取得,和朱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是分不开的。 

  1940年5月朱德被调回到延安后再也没有回到华北前线。同年6月,朱德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对华北抗战的经验作了系统总结。朱德指出:“八路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基本力量,没有这个最进步的,与民众有鱼水关系的军队,没的一个强大的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是绝不可能的。”坚持华北的抗战是有严重困难的。我们是运用什么办法克服困难的呢?他总结6条基本经验,即:1. 坚决执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总理遗嘱。2. 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消灭汉奸。3. 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政府机构,使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和国家大事。4. 改善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在抗战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调剂各阶级的关系。5. 武装人民,自儿童至老头,都有武装抗日的自由和责任,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6. 在战略上基本是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关于创建根据地,他还进一步指出:“建立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恢复了国土,树立抗日政权,打击和瓦解了汉奸傀儡政权。这些根据地有: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成为敌后坚持抗战的堡垒”。 

  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贯穿了三民主义。无论对日斗争还是根据地建设,不管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华北敌后都把三民主义的理念化作了具体政策。尤其在政权建设方面,还政于民,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如朱德所说:“在各抗日根据地中实行了民主政治,把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真正用到了敌后方,给予了民众抗日的民主权利与自由,民众不但自选村、区、县长、专员,且在冀南还民选了行政公署主任。”[9]P110-111华北民众最广泛地投入抗日斗争,华北根据地“成为敌后坚持抗战的堡垒”,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朱德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真实思想的阐述,是他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共和国而奋斗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里说的发展,主要指朱德在实施三民主义方面的实践和政策主张。三民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域里,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同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 

  三、反对独裁专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在国共合作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援,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面对拥有一亿以上人口的十九块革命根据地,一百多万正规部队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理应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还政于民。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战后的政权问题重新变得复杂而尖锐。一方面,广大国民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渴求和平,反对内战,热盼民主,反对独裁;另一方面,国民党明里空喊和平口号、暗中准备反共战争,顽固坚持独裁专制。中共一方面适应国民要求,做出极大努力,争取和平民主,争取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切实实现民主政治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不得不准备自卫战争,维护并扩大解放区民众已经获得的民主权利,保卫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在国民党撕毁和平协定、大规模发动内战,中共争取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政治势力建立联合政府失去最后的希望之后,中国共产党只能以战争手段反击国民党内战,进行消灭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的斗争。朱德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既参与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同时又参与领导了为争取和平民主、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斗争。 

  (一)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外务省刚刚表示要求投降,8月11日,蒋介石就下命令不准解放区的军队收缴日伪军,不承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合法地位。对此,朱德立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于8月13日致电蒋介石,指责他不顾事实,仍坚持一党独裁,“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的很历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的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9]P280 8月16日,朱德再电蒋介石,警告其收回错误命令。指出:“请求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及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及其他各项民主改革。”[9]P285并于8月16日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说帖,列举了解放区的抗日军队所做的贡献并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提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领导抗战的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均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说帖义正词严地提出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的民主权利,“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9]P289 

  蒋介石在内战准备尚未就绪和人民要求和平呼声的压力下,曾签署过“双十协定”、“停战令”、政协“关于和平建国的五项协议”,朱德对这些也表示欢迎。但是,同蒋介石打了18年交道的朱德是深知其人的。他在1946年2月3日延安各界两万余人庆祝和平、民主的大会讲话中,在表示努力实现协议的同时就指出:无论什么好决议,既不会自己产生,更不会自己执行。世界上有援助中国和平民主的人们,还有阴谋破坏中国和平和政协协议的人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一切拥护和平民主的人们亲密团结,长期合作,保证国家的民主化。4月初,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的反动派还是不愿意中国人民享受民主,他们正在寻找各种名义来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来继续保持独裁,来继续进攻已经得到民主权利的人民,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5月,朱德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讲话时又指出:这半年来事实上不和平,蒋介石讲好了,又翻了,“如果他不翻,他就独裁不成了”,“反动派不要我们这样的和平,他们要他们的独裁制。”[6]P553 

  6月,蒋介石公然撕毀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内战全面爆发。60岁的朱德又披挂上阵,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指挥作战的同时,朱德坚持争取民主的斗争。7月26日,在延安各界群众举行反内战的大会上,朱德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勇敢地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但是,了解中国实际,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朱德,清楚地知道争取和平、民主,靠谈判,靠乞求是做不到的,只有自己有力量,“他们一定要打,我们也就打,打就能生存”。[6]P554至于争取民主,那就更非易事了。早在1946年初,他给史沬特莱的信中就说:“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化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国人民无疑将要达到他们的目的。”[1]P238在1947年的元旦广播词中,朱德指出: “我们相信,只要打破反动派的进攻,那末,我们就还是可以得到真正的独立、和平、民主,实现真正的联合政府,召开真正的国民大会,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把我们的袓国造成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富强的国家。”[3]P193-195 

  (二)发展生产,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建立和平、民主的新国家,中共首先是从解放区的建设开始的。40年代初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对未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了制度安排和设计。这个构想,其实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已经开始实行。长期领导军事斗争的朱德,对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十分关心,从政策方面阐释和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就强调要一边抗战,一边建设;我们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新中国。“建设,主要在于生产”。“只有努力生产,努力建设,把生产力提高”,[9]P562才能发展经济。在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阶段,他强调要吸取十年内战时期中央苏区工人工资过高,破坏生产的教训。1942年5月1日,他在《解放日报》上撰文《克服困难向前迈进》中,就指出:“改善工人生活与提高工资的要求,我以为首先以不妨碍工厂的维持与发展为前提”,“不分高低,一律平等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它会使生产低落以致使工厂失败。”“如果工资提得太高,不照顾工厂的发展,使工厂无法维持,结果只有把工厂弄得关门。所以一定要反对不顾革命利益和实际可能,一味追求高额工资的落后意识。”[9]P173平均主义是中国封建社会悠久的传统农民意识,在反对封建地主的无数次农民起义中,都是聚集农民的口号和旗帜。朱德所批评的根据地工人过度要求改善生活和提高工资的问题,即其明显表现之一。本来,改善生活和提高工资应当与工厂自身发展相平衡,两者之间应当有一个适度和平衡的协调关系,如此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对改善生活和提高工资的过度要求,打破了这种平衡,结果只会导致工厂发展受阻甚至破产,最终于整个根据地经济建设不利。更重要的是,平均主义在1949年以后的经济生活中长期发生影响,作为社会底层意识和心态,在五六十年代支撑和呼应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盛行。联系后来的历史,不能不肯定朱德在这个时候对批评平均主义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朱德,对农民的命运非常关心。1946年党中央为他60岁祝寿时,他在董必武的祝寿诗读后,依原韵和诗中就表露了他对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其中云:“大好河山应革新,推翻封建属人民,……平分广土归耕者,栽遍神州满地椿。”[6]P562 1947年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去年最大的成绩是土地改革,否则战争的进行没有那么顺利。东北能够站住脚也是靠土改。土地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无法解决。”[11]P293同年7月,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典礼的讲话中,朱德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土地”,要“把封建势力压下去”,“彻底平分土地,给地主留一点最后的生活。”在闭幕会上他说:“土地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会成为富强的繁荣的新中国。”[6]P572 

  1947年7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阶段,面对接管城市进行经济建设的任务。11月,朱德在冀中各经济部门负责人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基础”,打仗,土改,都是为生产建设,就是“要彻底摧毀封建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以便把各种力量动员组织起来搞好生产。”“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不论党务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团体工作,都要注意发展生产建设。”[6]P605 

  1947年12月,朱德在石家庄工商界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以后永远是我们的天下了,生产要天天往上升。”“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每个人都要学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把发展生产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应当说抓住了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一些中共领导人在建国前都作过分析。但是,今天回过头看,这些分析或隐或现地存在某种“二元论”,即一方面强调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后,“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7]P1427,1429另一方面又认定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7]P1433。这样认识问题,固然有当时的现实原因,但是不能不在逻辑和实践上造成某种冲突和抵牾。朱德并不否认新民主主义社会里的劳资矛盾,但是他强调工人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它的任务首先应该是面向生产”,“在私营企业中对资本家之必要的斗争,也是为着实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3]P266朱德的主张,突出生产而不是突出劳资矛盾,并且把协调劳资矛盾、实现劳资两利融入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更反映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定性。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朱德的认识和主张其实还不止于发展生产这一点。早在1941年以后,朱德参考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就曾提出过“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根据地”,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更多具体展开。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逐步发展,随着新民主主义建设将在整个国家展开的局势,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作了更多思考。 

  朱德指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阶段。”[3]P213这样明确地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在党内还不多见。朱德分析了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实根据,他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3]P262。现状表明,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阶段,还是一个农业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实现工业化,就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主题。中国的革命正是为这个主题创造先决条件。朱德指出,只有“稳步地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然后才有可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目前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就是给将来社会主义建设打基础”[3]P213。这是具有现代眼光的分析,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作了定位。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关键在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并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这是“新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带有中国特点的经济结构,也是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难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却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十分鲜见。党内不少人并不理解,总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另眼看待,甚至在实践中随意侵犯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朱德特别关注这个问题。1948年5月,他在华北工商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私人工商业家不要起恐慌,不要担心被挤掉。“为什么不会挤掉呢?拿国家的贸易来说,不论开的店也好,做什么事也好,有限的很,怎么能供给广大人民交换呢?国家管不到,私人就可以做。拿工厂来说,国家搞大的都搞不过来,何况小工厂呢?怎么能搞得赢呢?所以私人资本的发展,是有很好的前途的。这个前途有利可图。”“我们是不怕私人资本的发展,相反的,我们是怕这些工商业家不发展。他们不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也会发展的更慢,并且使我们国家的税收也会减少,人民也就会多受苦。如果发展的快,那我们的国家生产事业可以很快的兴旺起来。”[6]P60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对全国工会工作会议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见解。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朱德把它们定性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3]P262。他说:“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3]P262-263这就把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同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区别开来了。这个区别的政策意义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区别,才能使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私人资本主义受到保护,得到发展,而不致像一般资本主义那样被当作即刻消灭的对象。朱德有一个观点相当精辟:“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应该把国营经济看做是自己的财富,也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3]P263 

  一向崇拜现代科学的朱德,当他在思考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领导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时,深感任重而道远。因此,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时说: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这样的国家建设好,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凡骄傲者都是幼稚的人。”[6]P607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自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Z].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N].内部参考资料.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朱德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 

  [9]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研室编.人民的光荣:第三册[Z].内部用书,1978. 

  [10]晋察冀军政民代表大会宣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 

  [1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来源:中井院网   作者:盖军  发布时间:2008-03-05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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