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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重返湘鄂赣边区

更新时间:2007-07-21字号:T|T
 

(一)回到湘鄂赣边区

一九二九年秋,从湘赣边区率四、五两纵队回湘鄂赣边区。七月份,四、五两纵队集结永新、宁冈、莲花边界——也就算是苏区中心区,休整了一个月。八月张辉瓒师、谭道源两师共四个旅开始向我军进攻。第一线三个旅齐头并进,一路经永新、一路经莲花,向我休整地夹击;第二线一个旅为策应。我军约一千一百人左右,从敌军间隙中进至潞口砂(莲花县城东约四十里)埋伏,待敌主力进占莲花时,我乘敌之不意,袭击敌之后尾。当晚敌之尾后一个营和辎重进至潞口砂宿营,我已在敌前进路侧预先埋伏,乘敌集合出发时,猛烈射击。该敌大乱,我军猛烈冲杀,半小时全部歼灭该敌。敌全师辎重全被我缴获,可惜当时群众因敌军进攻,上山打埋伏去了,无人搬运,除尽量埋藏外,也顾不了打扫战场。此役是避强击弱,又打中了敌军要害——辎重,但如不扩大战果,仍然打退不了敌军的进攻。只有不顾小利,照顾大局,决心避实击虚攻其不救,才能调退进攻之敌。遂迅速北进,攻占宜春、分宜,消灭地主武装,后又攻克万载。先威胁樟树,进一步威胁南昌。进攻湘赣边之敌,乘夜退回吉安。这次敌军被迫放弃了永新、莲花两城。此时,湘赣边苏区、并宁冈有三个完整县。

我们乘胜进到铜鼓地区,回到离开一年多的湘鄂赣边区,时已九月。此时红五军有相当能力消化俘虏兵,故部队易于补充。九月下旬,召开特委和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介绍两个边区及红四军经验,主要是军队做群众工作经验、建设根据地经验(包括筹款)和军队政治工作经验。交换了情报:边区工作有了进步,留在边区的红五军六个大队无增减,地方游击队稍有扩大;盲动主义残余虽未完全肃清,但比一九二八年要少得多了,什么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什么烧,烧,烧得××,这类极不文雅的盲动主义口号也看不见了。我们分析了形势:蒋桂矛盾已很紧张,蒋介石嫡系钱大钧军集结衡阳,湘军吴尚第八军集结祁阳,蒋桂军阀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江西方面第二军鲁涤平部和滇军朱培德之第三军也有矛盾,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和苏区。

红五军军委抓住了这一有利形势,认为红五军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井冈山脉、幕阜山脉、九宫山脉打通,把湘鄂赣边、鄂南区和湘赣区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联成一个长块;在此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民团,分配土地,建立党,建立政权,建设比较巩固的根据地,配合红四军前委一年夺取江西的计划。为适应上述情况和任务,把五军编为五个纵队,每纵队辖五个大队;另一特务大队、一于部训练大队,共三千一百人左右。划定各部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孔荷宠,活动于平江、修水、通城地区;第二纵队司令李实行,活动于浏阳、万载、萍乡地区,原该纵队司令黄公略调任五军副军长;第三纵队司令吴溉之,活动于铜鼓、宜丰地区;第四纵队司令郭炳生,活动于湘赣边苏区;第五纵队司令李灿,活动于鄂东南之阳新、大冶、通山、通城、蒲圻、咸宁和江西之瑞昌、武宁等地区。

当时全五军三千人,还不及平江起义时多,但经过一年锻炼,素质大为提高。主要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它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以井冈山为旗帜,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湘赣边区实行土地平均分配,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湘赣两省白军会剿时,永新有一个区没有被搞垮,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这一条。这个方向大家认为是对的,但以它为榜样,具体地向它学习不够,主要表现在没有认真做土地改革工作。

这次战略部署是正确的。半年之内,扩大了苏区,使三个苏区〔43〕基本上打成了一片;扩大了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也有很快的扩大。当时五军军部位于铜鼓地区为指挥中心,十一月中旬,我将上述部署以及与红四军会合后的经过,写信报告了中央。信是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同志带交的,信中并说到我入党及平江起义的大概过程。

五军军部住下不久,十二月中旬,从各方收集的情报,知吉安敌军又在蠢动,准备进攻永新苏区。我和公略、代远、邓萍率吴溉之第三纵队、军特务大队、干部训练大队(培养连排长、政治委员),经株潭、宜丰、莲花城以东之严田,到达永新城以东靠拢四纵队集结,准备配合第四纵队迎击进攻之敌。当时吉安敌军似系谭道源师,他以为红军主力北进了,对湘赣边苏区又轻视起来。该敌刚从吉安城出来十余里,被我四纵队袭击,消灭一个整营,并有小部分缴获。敌即缩回吉安城,没有再出来了,可能是发现我主力集结。我即分途消灭遂川、泰和两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地方武装在泰和、万安夹赣江有相当大的发展。

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要求组织第六军,派黄公略任军长,另派一批干部。当时湘赣边特委书记是朱昌偕,王怀、周高潮等为常委。上述要求是他们亲自前来提出的。五军军委满足了他们这个要求,除派黄公略外,还派了一些高级干部如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另派干部训练大队全部,人枪各百余(六军后改为三军,归一军团建制)。这大概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中旬的事。

我们在天河过的旧历年。

一九三年春,我们率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离永新县城三四十里),整训休息,做群众工作,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各城。当时,蒋、冯、阎军阀间之矛盾日益明显,江西鲁涤平令靖卫团坚守县城。特委准备召开县以上党的联席会议。约二三月之间,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来到五军军部,住约一星期。我们将黄公略成立第六军的情形告诉了他。潘说,成立后应归五军指挥。我说,主要看情况。六军在赣江以东活动时,归四军前委指挥比较方便;如它到赣江以西行动时,可归五军军委指挥;六军也可以指挥在湘赣边的五军部队。

 

(二)和中央巡视员潘心元的谈话

我和潘心元谈过多次,上述只是一次。

以后,我和潘谈到平江起义后,这一年多来,斗争最艰苦、最激烈,得到的经验教训也不少。主要是武装斗争方面: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现在主力红军同敌军来比是弱小的,要研究如何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的白军。我举了奔袭鄠都和去年八月潞口砂的伏击仗,这都是以弱胜强,出敌不意,又是攻敌要害,也就是攻敌必救的痛处,结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种打法是旧式军队不懂得的。战机是经常有的,即敌军弱点是经常存在的,就是不易发现和不易及时抓住。红四军抓住了歼灭郭凤鸣旅的战机,就开展了创造闽西根据地的局面。我也举了去年六月进攻安福失败的教训,如果那次红五军这一千三四百人的主力被消灭了,对湘赣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就要增加多少困难!今天红军主力作战,务求每战必胜,这当然是难事,但须反对去年进攻安福这样的冒险主义。我们是由旧式的国家反动军队起义来的,一切由有后方供应,变为无后方供应,任何补给全靠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现在我们初步学会了自筹给养,打土豪挖窖;自己扩兵来补充自己,争取俘虏兵当红军。

我又谈到,在现在的条件下,要建立所谓巩固的后方,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这是不可能的。守井冈山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像红光医院那样集中地医治伤兵,在现在的环境下,是不适当的;只能依靠群众掩护,分散医治。我举了小密寄伤员的事实,我们党代表负伤后,也是寄在群众家医治好的。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我们准备采用这一经验,再不要起井冈山那样的红光医院了。那样的医院好是好,就是保不了。

潘说,那又怎样叫做巩固的根据地呢?我说,巩固的后方是指军队有固定的医院、被服厂及一切军用物资储备所。巩固的根据地是指白军打进来,我们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果长期不能打退白军而被它长期占领,那就变成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了。如井冈山那样的,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来的。

潘说,守井冈山就是错的啦?我说,守井冈山有正确的,有错误的,然后又是正确的。经过这样的过程:开始以红五军五个大队守井冈山既设阵地,吸引敌人攻坚,疲劳消耗敌人,是为了使我转入外线的红四军能机动打击敌军,配合红五军打退敌人围攻,这是正确的。后因敌情变化,红四军受到谢文彬旅的袭击,他们放弃配合保卫井冈山,经赣南出闽西。他们当时只有这样做才能摆脱困难,保存自己。这时,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困守井冈山,敌军优我三四十倍,那它总会把井冈山打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井冈山就成了错误。我们当时不明了红四军的情况,如能及时了解情况,早一两天突出包围,那就要比较安全些。井冈山有五条要路,三条被敌攻破了,五军决定突出重围,保全红军,避免被消灭,然后再图恢复边区和井冈山,这是正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是那样容易决断的,如果预先没有一点准备,就很难设想。

可是,事过四十年的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说这是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围,而要同敌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据地,那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违反毛泽东思想,却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他是投机分子,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又一次我和潘谈:我们还不大会做群众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至于如何在农村中建党、建政、分田,还未入门呢。今年局势要是稍微缓和一点,我们要抓紧学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分田。

他也谈了一些时局问题:蒋桂战争终究会妥协,蒋冯阎虽有矛盾,不一定会爆发战争。他说要回上海去,其他地方不去了。我问从哪条路走,他说,想回浏阳老家一趟,然后走鄂东南回上海。他没有见过黄公略,那时黄已在赣江以东,万安县境内。

 

(三)袁文才、王佐事件

 

在潘心元走后大约三四天内,一九三年三月初,我们正将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代远、邓萍和我在。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我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红四军前委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王佐听(王佐不识字),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我说: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总是撇开此事。黄昏以后,红五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上面事情来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三十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特委向部队说明袁、王罪恶后,将其部队改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以前我们没有预闻,以后我们也未干预此事。

红四军离井冈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随四军出动的。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二十军)撤到河西永新。在讨论如何去争取他们时,我便同毛主席谈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件事。毛主席说,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要他们参加。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

我第一次到井冈山和第二次到井冈山恢复根据地,是完全拥护毛主席对绿林部队耐心改造的政策的。只有用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和具体政策,才能逐渐提高绿林部队的政治觉悟,促其思想进步,才能逐渐分化和改造他们。什么争取其群众,孤立其领袖,这只是教条主义的阶级路线,而不是具体的实践的阶级路线。

 

(四)边区全盛时期与中央四月来信

在袁、王问题解决后,只过三五天,三月初,我率三、四纵队攻克安福城,消灭守敌一个营和靖卫团共约六七百人。这时湘赣边有六个县城——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安福,还有茶陵、酃县、万安等各半个县,这是边区全盛时期。

红军继续攻克新余、分宜,三月攻占宜春,消灭了这些守城的靖卫队和警备队反动武装,在袁州(宜春)休整十天。四月份占领万载、铜鼓。中旬进攻浏阳的东门市、文家市,歼敌二百余。东门市是浏阳东乡民团反动据点。四月二十日前后,一、二、三、四纵队集中平江县东部之长寿街;四月二十五日前后,第五纵队在进攻瑞昌受挫后,亦从瑞昌、阳新边界到达长寿街,五个纵队共约五六千人。

此时,蒋冯阎军阀大战〔44〕已开始,鲁涤平命令民团集中守县城,这对我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很有利。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连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打通湘鄂赣和湘赣的任务,在军事上已基本完成。地方工作跟不上来,只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从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至此时,红军主力扩大一倍还多,士气高涨,是平江起义后之最盛时,地方红军也有些扩大。特别是攻克宜春时,正遇着鲁涤平从湖南招来一批新兵,一千余人,全部参加了红军,补充到三、四纵队,这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这时,湘鄂赣边区特委派去上海开会的代表已回到了边区,带回了一九二九年冬我给中央信后中央给我的回信,我们叫做四月来信。其中除称赞外,对建设根据地一项说:建设根据地是对的,但不要像你们所说建设在大山中,而要建设在大城市,像武汉这样的城市。从而五军内部就有了争论,也就是开始有了立三路线的影响,我在那时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五军军委内部有个别同志开始反对右倾,对个别同志出身于富农成份加以攻击。我说,我们是有成份论者,但不是唯成份论者。他说,这是保护富农路线。从这次来信可以看出,立三路线不是从六月十一日才有的,而是四月以前就有了。不过这信没提全国革命形势,只提夺取大城市做根据地。可见,只要政治路线有了偏差,就会反映到组织问题上,如唯成份论就来了,而且剑拔弩张,不许别人批驳,随便污蔑别人为右倾。

 

(五)粉碎罗霖、郭汝栋师的进攻

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全军向平江县城前进,决定五一节夺取平江城。当时守城者是何键部王东原旅之一个团,从上午八九时战至下午四时,大部被歼灭,少数逃走。这时蒋桂战争虽已结束,但蒋冯阎军阀大战全面展开,客观形势对我是有利的。

在平江城休息两天,即攻江西之修水、武宁。当时该两城各约一营守军附靖卫团守城。消灭两城之敌后,使湘鄂赣边和鄂东南苏区连成了一片。

我们全部歼灭修水城之敌后,武宁守敌弃城逃走了。得知罗霖两个旅四个团、川军郭汝栋部五个团,乘我五纵队离开阳新苏区时,进攻鄂东南阳新、大冶苏区。我们即率四个纵队前往粉碎郭、罗两师的进攻,一纵队留平江开展工作。

红军所过之处,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浏、平、万、铜、修根据地遭敌严重摧残,多数地区被白军烧得片瓦无存,人民对红军尤爱之如亲人。残存的半升粮米和薯干,自己不吃,留给红军吃。进至阳新县龙燕区,该地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比平江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地红军到达该区,均不愿离开。群众对伤病人员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沿途欢迎红军之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当年天旱,苦久不雨,可是红军路过,茶水满布,宿营用水煮饭,亦不感困难。妇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侧,替红军扇凉。到宿营地时,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好铺,他们自己露宿,决不让红军露营。在营地终日歌声、口号声不 绝于耳。不间断地宣传鼓动,对敌军一层又一层地警戒, 封锁消息,保护红军。粮食缺乏,农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 粮食、薯丝、玉米、稻米,自动地送到各部门首,倒在桶里 就走了。白军罗霖部闻风龟缩阳新城内,守乌龟壳。

我们在群众高度热情的鼓舞下,决定进攻阳新城。 突破一道道的副防御,攻击终日未下。群众组织了许多担架队,把伤兵争着抬回自己村里看护医治,无微不至,真是比亲人还亲。郭汝栋从大冶前来增援,我们把进攻 阳新城改为监视佯攻,主力撤围打援,一次、两次命令都撤不下来。士兵说,一定要打下阳新城,打不下阳新城,消灭不了罗霖师,对不起阳新人民。经过反复说服,主力才撤出战斗,转移至大冶、阳新边境,击溃了郭汝栋五个团,消灭敌小半,乘胜占大冶,猛追至鄂城、黄石港,威逼武昌。在英、美、日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郭之残部得以渡到长江北岸。当时我军无炮,对帝国主义的舰只无可奈何,只好听之。

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成万农民组织成搬运队。这样大的群众行动,没有破坏纪律政策的行为,这样好的工作真是不容易的。我在这里真正看到了群众的力量。我们占领金牛镇时,没收一家大地主的财物,地方负责人宣布现金归红军做军费。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地送到红军司令部,也没有发现短少。其他财物有计划地分配给了苏区和当地的群众。

 

注 释

43〕三个苏区,指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和鄂南苏区。

44〕蒋冯阎大战,指一九三年爆发泊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五月正式开始,至十月基本结束,历时半年,主要战区遍及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双方共死伤三十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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