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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在线欣赏(十二)

更新时间:2020-03-24字号:T|T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记谭家述的一枚纪念章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精神永放光芒”的展厅内,陈列着一枚谭家述将军使用过的纪念章。

    谭家述,湖南茶陵人。1909年8月出生于茶陵县龄肪乡中州村一个贫农家庭,1924年冬,只有15岁的谭家述因家境贫寒开始了他在药店的学徒生活。1926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在起义中谭家述因右腿负伤,前委委员彭湃派船把在起义中负伤的四五百名公务员转移到香港,结果第二天就被港英警察投入监狱,囚禁半月后,这批伤员被国民党第八路军李济深的部队押回广州,强迫他们当兵。1927年秋,李济深北上攻打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队开到广东韶关时,谭家述下定决心,决计逃跑,当他逃离回到湖南境内,才知自己早成了国民党的通缉犯,茶陵贴满了捉拿他的告示。时隔半月,躲躲藏藏的谭家述得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他立即赶到茶陵县找到县委书记谭思聪,重返红军的谭家述担任了茶陵县赤卫队队长。1928年1月,谭家述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从遂川黄垇回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二营营长,部队进行休整后,毛泽东决定派谭家述回茶陵开展游击斗争,在第三次反“会剿”中,谭家述率领的游击大队,奉命固守九陇山。

    1935年谭家述任红军大学第六分校校长,同年参加长征,任红六军团参谋长。抗战时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教员。1938年赴苏不久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高炮指挥部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1987年8月11日,谭家述去世,终年78岁。1989年1月谭家述的家人把将军生前获得的一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捐赠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这枚纪念章由青铜材料铸成,形状呈五角星状,纪念章的上部是镰刀和锤子,象征着领导红军的中国共产党,纪念章正中是一名红军战士骑马吹军号,向前跃进的图像,下面铸有“1927—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的文字,这枚纪念章是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以后,为纪念红军成立十周年,红军总部在1937年9月,在延安为全军颁发的。当时究竟制造和颁发了多少枚,现在已无法统计。这枚纪念章保存至今的也已极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按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这枚纪念章就是为纪念1937年红军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改制为“八路军”所做,而获得者必须是1937年7月7日以前红军正规部队的在编人员,这也是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史划分红军时期与八路军时期的时间依据。当时红军战士对“红军”的光荣称号有着深厚的情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军的胜利是用无数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的鲜血乃至生命换来的,对红军部队在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要把红军的红五角星、红领章取下来,而改为佩戴国民党标志的青天白日帽徵,许多红军在情感上确实一时难以接受,但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顾全大局,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在长征时期是“死对头”的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最终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共同书写了新篇章,所以当1937年9月这枚纪念章在我军颁发后,在获得者的心中分量是不可估量的。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算起,到1937年7月7日结束,红军虽然只有十年的功夫,但“红军”这两个字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意义将是“流传千古”。

    在战争年代,谭家述先后参加了“八一”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大小无数次战斗,获得这枚珍贵无比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他就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1937年至1987年去世,这枚纪念章整整陪伴了他半个世纪。



    如今这枚纪念章尽管颜色已经发暗,但它作为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纪念章,仍然没有失去当年的光华。纪念章马背上吹号的小红军依然神采飞扬,它让我们看到无数红军战士为追求理想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看着这枚纪念章让我不由的从心底想起这样的歌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使用的瓷笔筒

    这是一个圆筒形的平底瓷笔筒。筒身外表四周为凸面的乳白色小珍珠,正面是立面的藤花、蝎子彩色图。此笔筒是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烈士1924年在长沙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用过的一件文具。



    刘仁堪是江西莲花人,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以行医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曾任莲花县农协委员、党小组组长。大革命失败后,与朱亦岳等在莲花上西山区坚持斗争。1927年9月随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军官教导队学习。1928年1月任中共莲花特支宣传委员。4月任农工部长。5月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委员。6月底在莲花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任中共莲花县委书记。1929年5月,因叛徒告密,在南村垇背被捕。就义时痛斥敌人,被敌人割去舌头,他用脚趾蘸着自己流下的鲜血在地下写下“革命成功万岁”六个大字,壮烈牺牲。


土地革命时期酃县苏维埃政府翻印的《工农学校读本》第三册


    石印线装本,毛边纸,土黄色。书皮上印有太阳、镰刀、斧头、儿童画像组成的图案和“工农学校读本第三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翻印”的文字,共11页,内有“自立、三大任务、土地革命”等内容,1至6页用红、黑两种笔做了许多圈注,足见该书使用者的认真、刻苦精神。


《共产儿童读本》临时教材第一册


    石印线装本,毛边纸,土黄色。书皮上印有五角星、镰刀、斧头、四个儿童手拿课本学习的画像图案和“共产儿童读本第一册”的文字,内容完整。共25页,内有插图。

这是中央根据地小学使用的课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1931年11月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中央人民委员会设立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各省、县、区则仍称文化部,1933年4月15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统一将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改称为教育部(市称教育科、乡称教育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部成立后,机关驻在瑞金叶坪洋溪村寨下园,1933年4月后迁至瑞金沙洲坝沙前村老祠厅。


土地革命时期手抄的《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


    手抄线装本,毛边纸,土黄色,封皮左侧边缘毛笔书写“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竖行,字迹模糊。仅有23页,除最后一页外,其余均用蓝色墨汁抄写。基本是识字内容。


土地革命时期编印的《国语》第二册

 

    油印线装本,毛边纸,封皮无字,黑黄色,扉页书“第二册国语”,墨字并为红紫绿三色图案的纸张。共24页,有上学、穷人生活等内容。


湘赣省苏文化部编《国语读本》第四册

    油印线装本,毛边纸,土黄色,书皮上印有“国语读本第四册,列宁初级小学校适用、湘赣省苏文化部编”等红色文字。系湘赣根据地内小学使用的课本,共20页。



    针对湘赣边界存在的教会教育、党化教育、文盲众多、文化落后,贫苦工农子弟上不起学的严重状况,1931年10月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了文化部,乡苏维埃政府设立了教育委员会,分别管理各级文化教育工作。这本《国语读本》即是当时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编印的供列宁初级小学学生使用的教材,对于研究苏区时期的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湘赣省委宣传部长甘露烈士用过的钢笔

    这支由钢尖及硬塑套组成的黑色钢笔,圆筒形,黑色硬塑外壳,壳面水波纹饰,两端顶部圆平。笔身中间有一个打水槽。笔套上有一个银白色的金属挂钩,其顶部钳有一个指北针;笔套口上钳有一个银白色的金属片圈。这是1931年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甘露烈士遇害前交给他爱人艾游圆的一件永久的纪念物,也是甘露烈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历史见证,充分表现了他忠诚党的事业,忠诚于革命,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甘露,莲花高洲黄田心村人。1924年进吉安阳明中学读书,同年加入中国青年团。后受团组织的委派,回莲花从事革命活动,后加入共产党。1928年全县建立红色政权,甘露任第八区工农兵政府秘书,后调任湘东南少共特委宣传部长。1931年又先后调南路分委和湘赣省委工作,曾任湘赣省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1931年冬,甘露回到家里看望母亲和妻子,他准备返回茶陵时,将他用的这支钢笔和一个烟盒交给他爱人艾游圆保存。同年冬,他被当作“AB团”分子逮捕,次年5月被杀害。这支钢笔便一直由其爱人艾游圆保存至全国解放。

                                                                    撰稿:汤根姬

                                                                    摄影:刘长生

                                                                    制作:邹文波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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