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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国发〔2021〕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见证。革命老区大部分位于多省交界地区，很多仍属于欠发达地区。为加大对革命老区支持力度，2012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了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陕甘宁、左右江、大别山、川陕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文件，部署实施了一批支持措施和重大项目，助力革命老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发挥特色优势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革命老区在新发展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让革命老区人民逐步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现提出以下意见。一、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激发内生动力，发挥比较优势，努力走出一条新时代振兴发展新路，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革命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二）主要目标。到2025年，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改善，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显著提高，红色文化影响力明显增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到2035年，革命老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形成红色文化繁荣、生态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发展兴旺、居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新局面。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振兴发展坚持统筹谋划、因地制宜、各扬所长，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三）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定时期内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完善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优先支持将革命老区县列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两不愁三保障”等脱贫攻坚成果。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建设配套产业园区，提升完善安置区公共服务设施。加大以工代赈对革命老区的支持力度，合理确定建设领域、赈济方式。统筹城乡规划，以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网络等为重点，加快推进革命老区美丽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提高农房设计和建造水平，改善群众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化供水、建设小型标准化供水设施，大力实施乡村电气化提升工程，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加快乡村绿化美化。坚持扶志扶智相结合，加大对革命老区农村低收入群体就业技能培训和外出务工的扶持力度。完善城乡低保对象认定方法，适当提高低保标准，落实符合条件的“三红”人员（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烈士老年子女、年满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等人群的优抚待遇。（四）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落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求，支持革命老区重点城市提升功能品质、承接产业转移，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和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研究支持赣州、三明等城市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支持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促进环境卫生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支持符合条件的县城建设一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和服务农业农村能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打造智慧城市，提升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五）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将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纳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经济区、城市群、都市圈相关规划并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加强革命老区与中心城市、城市群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交通、产业、园区等多领域合作机制。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海陆丰革命老区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赣州、龙岩与粤港澳大湾区共建产业合作试验区，建设好赣州、井冈山、梅州综合保税区和龙岩、梅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支持吉安申请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支持三明推动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鼓励大别山、川陕、湘鄂渝黔等革命老区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陕甘宁、太行、沂蒙等革命老区重点对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浙西南革命老区融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琼崖革命老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鼓励左右江革命老区开展全方位开放合作，引导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与湘赣边区域协同发展。支持革命老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开放合作增强振兴发展活力。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增强革命老区发展活力加快完善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体系，提升创新能力，培育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新动能，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支持将革命老区公路、铁路、机场和能源、水利、应急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列入国家相关规划，具备条件后尽快启动建设，促进实现互联互通。加快建设京港（台）、包（银）海、沿江、厦渝等高铁主通道，规划建设相关区域连接线，加大普速货运铁路路网投资建设和改造升级力度。大力支持革命老区高速公路规划建设，优化高速公路出入口布局，便捷连接重点城镇和重点红色文化纪念地，加快国省道干线改造。支持革命老区民用运输机场新建和改扩建，规划建设一批通用机场。加快综合水运枢纽建设和航道整治，推进百色水利枢纽过船设施等工程，研究论证赣粤运河可行性。建设一批重点水源工程和大型灌区工程，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山洪灾害防治等工程。有序规划建设支撑性清洁煤电项目、煤运通道和煤炭储备基地，加快建设跨区域输电工程，持续完善电力骨干网架，推动石油、天然气管道和配套项目建设，保障革命老区能源稳定供应。（七）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支持革命老区加强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稳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做大做强水果、蔬菜、茶叶等特色农林产业，支持发展沙县小吃等特色富民产业。建设一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和冷链物流基地，鼓励电商企业与革命老区共建农林全产业链加工、物流和交易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推进“中国稀金谷”建设，研究中重稀土和钨资源收储政策。支持革命老区立足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加快特色旅游产业发展，推出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和精品线路。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规划建设稀土、旅游等行业大数据中心，鼓励互联网企业在革命老区发展运营中心、呼叫中心等业务。（八）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支持革命老区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大对口支援革命老区重点高校工作力度，鼓励“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与革命老区开展合作共建。完善东中西部科技合作机制，促进中西部革命老区与东部地区加强科技合作。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与革命老区合作，共建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国家钨与稀土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创新平台，研究建设稀土绿色高效利用等重大创新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组建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支持在革命老区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县（市），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高新区、创新研发基地等创新载体。支持地方完善人才政策和激励机制，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在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等方面先行先试，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鼓励革命老区完善第五代移动通信（5G）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因地制宜促进数字经济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北斗系统应用。四、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增进革命老区人民福祉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繁荣发展红色文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增强革命老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九）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支持革命老区依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完善革命老区中小学和幼儿园布局，加大教师培训力度。继续推进“八一爱民学校”援建工作。继续面向革命老区实施相关专项招生计划倾斜。推进高职学校、技工院校建设，实施省部共建职业教育试点项目。加强革命老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支持市县级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传染科）和卫生应急监测预警体系建设。鼓励国内一流医院与革命老区重点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合作共建医联体。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深化县域综合医改，整合县域医疗卫生资源，推动发展县域医共体。实施中医临床优势培育工程和中医康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建设中医优势专科。提升公共文化和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运营水平，优化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供给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一批体育公园，鼓励革命老区承办全国性、区域性文化交流和体育赛事活动。（十）弘扬传承红色文化。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围绕革命历史创作一批文艺作品，将红色经典、革命故事纳入中小学教材，在干部培训中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大对瑞金中央苏区旧址、古田会议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等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和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修缮力度，加强西路军、东北抗联等战斗过的革命老区县现存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和纪念设施保护修缮。统筹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建设一批标志性工程。公布革命文物名录，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支持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积极申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和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建设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支持中央和地方各类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公益广告等多种方式宣传推广红色旅游。（十一）促进绿色转型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相得益彰。统筹推进革命老区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其他重要江河源头生态环境治理，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陕甘宁、左右江等革命老区建设长江、黄河、珠江流域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总结浙西南等革命老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果经验，继续支持新安江等流域探索生态保护补偿，复制推广经验做法，建立健全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持大别山、川陕等革命老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支持科学布局建设国家公园。支持革命老区开展促进生态保护修复的产权激励机制试点。鼓励地方依法依规通过租赁、置换、合作等方式规范流转集体林地。加快能源资源产业绿色发展，延伸拓展产业链，鼓励资源就地转化和综合利用，支持资源开发和地方经济协同发展。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加强赣南、陕北等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开展尾矿库综合治理，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推动将部分厂矿旧址、遗址列为工业遗产。五、健全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健全长效普惠性的扶持机制和精准有效的差别化支持机制，激发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内生动力。（十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始终贯穿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完善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建立省部会商和省际协商机制，及时协调推动陕甘宁、大别山、左右江、川陕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重要事项。出台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工作方案，继续组织对口支援工作。研究建立发达省市与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机制，支持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与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重点高校、经济发达地区开展干部双向挂职交流。发挥井冈山、延安等干部学院作用，支持地方办好瑞金、古田、百色、大别山等干部学院，开展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大力弘扬老区精神，广泛凝聚正能量，表彰奖励正面典型，努力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良好氛围。（十三）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中央财政在安排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时，对革命老区所在省份予以倾斜支持。探索制定革命老区转移支付绩效评估和奖惩激励办法。继续支持赣州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中央预算内投资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参照执行西部地区政策，对沂蒙革命老区参照执行中部地区政策，研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革命老区产业转型升级平台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革命老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按规定开展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对其他地区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转移的企业，按原所在地区已取得的海关信用等级实施监督。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结合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加大对革命老区支持力度，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通过市场化方式积极参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革命老区重点企业上市融资。（十四）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支持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对损毁的建设用地和零星分散的未利用地开发整理成耕地的，经认定可用于占补平衡，允许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按规定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对革命老区列入国家有关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建设项目，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范围并按规定加大用地保障力度。支持探索革命老区乡村产业发展用地政策。（十五）强化组织实施。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将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列为本地区重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制定配套政策，健全对革命老区的差别化绩效评估体系，对重点城市和城市化地区侧重考核经济转型发展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指标，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进一步强化生态服务功能和农产品供给能力相关指标考核，在开展试点示范和安排中央补助时对革命老区给予倾斜支持。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在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相关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强化对革命老区的统筹支持，研究制定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红色旅游等重点领域实施方案，细化具体支持政策，指导地方开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修编。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各项工作的协调，制定重点任务分工和年度工作要点，重大事项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国务院 2021年1月24日（此件公开发布）

吉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65号 《吉安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已由吉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7月9日通过，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24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 吉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8月20日 吉安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 （2020年7月9日吉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20年7月24日江西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调查认定 第三章 保护管理 第四章 传承利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红色文化遗存的保护，发挥红色文化遗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作用，发扬革命精神，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江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红色文化遗存的调查认定、保护管理和传承利用，适用本条例。 列入文物保护的红色文化遗存，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红色文化遗存，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活动所形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的旧址、遗址、遗迹、实物和纪念设施。包括： （一）重要机构、重要会议旧址； （二）重要人物故居、旧居、活动地、墓地； （三）重要事件、重要战斗的遗址、遗迹； （四）具有重要影响的烈士事迹发生地或者烈士墓地； （五）反映革命历史、革命精神的场所、史迹、重要文献资料和代表性实物，以及纪念碑（塔、堂）等纪念建（构）筑物； （六）其他与红色文化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旧址、遗址、遗迹、文献资料、纪念设施和实物等。 第四条 红色文化遗存的保护，应当坚持核实认定、修复抢救、依法管理、科学利用、传承弘扬的原则，最大限度保持和呈 现红色文化遗存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红色文化遗存的保护工作，将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信息共享、联席会议、联动执法等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事业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的需要，设立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专项资金。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协调、监督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 宣传、统战、党史、发展改革、财政、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水利、退役军人事务、教体、消防救援、气象、档案、地方志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红色文化遗存的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文化主管部门指导下，做好本辖区内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党史研究、地方志、文物保护、城乡规划、教育、文化传播、法律等方面专业人士组成的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专家委员会，为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有关事项决策提供咨询、论证、评审意见。 第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红色文化遗存保护的宣传教育，开展主题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保护红色文化遗存的意识，推动革命文化传承与传播。 第十条 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依法保护红色文化遗存的义务，有权检举和制止损毁红色文化遗存的行为。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有关部门提供红色文化遗存线索。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投资、捐助、捐赠、志愿服务、技术支持等方式，参与红色文化遗存的保护管理和传承利用。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在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调查认定 第十一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红色文化遗存实施名录管理，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名录，并向社会公布。 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名录应当载明红色文化遗存的名称、类型、产权归属、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等内容，对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应当附上明确的地理坐标及相应的界址地形图。 列入保护名录的红色文化遗存，符合文物认定标准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认定或者申报相应级别的文物。 第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开展红色文化遗存普查和专项调查，建立红色文化遗存资源数据库，做好红色文化遗存相关的文字、数据、图片、视频等资料的记录、整理、建档工作。 第十三条 已经登记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文物的红色文化遗存直接列入保护名录。 尚未登记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文物的红色文化遗存，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程序，申报列入保护名录： （一）根据普查和专项调查结果，提出申报预选名单； （二）将申报预选名单，征求红色文化遗存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的意见，有异议的，可以组织听证会听取意见； （三）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向社会公示申报建议名单，公示期限为三十日； （四）公示期满，报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核通过后以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名义向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入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名录的申请。 第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对县（市、区）人民政府申请列入保护名录的项目进行论证，提出审核意见，编制全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名录，并确定重点保护项目，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红色文化遗存，县（市、区）人民政府没有申报的，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督促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时申报或者直接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论证，提出审核意见。对可以列入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名录的由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将保护名录函告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第十五条 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名录实施动态管理。 因不可抗力导致红色文化遗存灭失、损毁，或者因法定事由需要对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名录进行调整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调整意见，经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社会公示等程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调整。 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调整后的保护名录函告同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第三章 保护管理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等相关专项规划时，应当将红色文化遗存保护纳入相关规划实施管理。 第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的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专项资金，专项用于下列支出： （一）红色文化遗存的调查、考证、发掘、资料收集整理和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名录申报认定； （二）红色文化遗存预防性保护方案编制、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申报； （三）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抢救性保护、日常管理、保护修缮、免费开放和陈列展示； （四）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征集、借用、收藏、陈列和展示； （五）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方面工作的其他支出。 第十八条 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应当实施原址保护，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擅自迁移、拆除。 尚未登记公布为文物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因特殊情况无法实施原址保护，需要迁移、拆除的，建设单位应当会同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定迁移异地保护方案，由所在地文化主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实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重要事件和重大战斗遗址、遗迹，具有重要影响的烈士事迹发生地等红色文化遗存，不得迁移。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街区和中国传统村落关键节点、地标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不得迁移、拆除。 第十九条 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自保护名录公布之日起一年内，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结合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类别、内容、规模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合理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向社会公布。 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列入保护名录、尚未登记公布为文物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设立统一的保护标志。保护标志的内容应当包括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名称、级别、史实说明、公布机关、公布日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第二十条 在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刻划、涂污、损坏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及其保护标志； （二）损坏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保护设施； （三）毁林开荒、开挖沟渠、采石、取土；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第二十一条 在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建设污染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及其环境的设施； （二）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等危及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安全的物品； （三）其他可能影响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安全、历史风貌及其环境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保护管理责任人： （一）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产权属于国家所有的，由使用人负责日常保护管理，制定具体的保护管理措施，并公告施行； （二）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产权属于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由产权所有人负责日常保护管理； （三）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产权不明，且没有使用人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指定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日常保护管理。 非国有产权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类别、内容、规模和保护需要等情况，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购买、产权置换等方式或者在产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补偿、租赁等方式予以保护。 第二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保护管理制度，并与保护管理责任人签订保护管理协议。保护管理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定期组织开展日常巡查，检查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安全状况，排查安全隐患； （二）做好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日常养护； （三）对保护标志进行维护或者维修； （四）定期更新记录档案，实施动态管理； （五）根据需要组织开展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修缮、环境整治、陈列展示等项目； （六）对外开放的，组织做好必要的游客管理。 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应当联合宣传、党史、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组织开展必要的培训、讲座等活动，提高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保护管理责任人的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 第二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做好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保护修缮工作。 尚未登记公布为文物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国有的由使用人负责保护修缮；非国有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保护修缮，进行保护修缮前，应当与遗存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所有权不明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保护修缮。 进行保护修缮前，应当将具有相应资质单位编制的保护修缮方案报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进行保护修缮时，应当遵循不改变原状、最小干预的原则，不得损毁、改变主体结构及其附属设施。 第二十五条 严格控制在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 在尚未登记公布为文物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保护范围内进行上述作业的，必须事先确定保护措施，保证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安全，开工前应当由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和征求公众意见，并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前应当征得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同意。 在尚未登记公布为文物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的，不得破坏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经县（市、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批准前应当征求同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意见，批准后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在进行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生产中，发现红色文化遗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并及时报告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防止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环境污染等对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生态环境和历史风貌造成破坏。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存在坍塌、损毁、灭失等重大安全隐患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和修复。 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因不可抗力遭受破坏损毁、主体不存、但基址或者代表性环境尚存、且价值较高的，应当作为遗址保护，原则上不应重建；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原址重建的，由建设单位向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申请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以及国有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陈列馆、图书馆、其他收藏单位应当抢救性保护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加强征集反映革命历史、革命精神的重要文献资料和代表性实物等。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将收藏的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捐赠或者有偿出售给国有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陈列馆、图书馆和其他收藏单位，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捐赠者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 第二十八条 国有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陈列馆、图书馆和其他收藏单位的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藏品被盗、被抢或者丢失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同时向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报告。 馆藏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修复、复制、拓印，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和相关技术规范，不得改变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原状，不得对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造成损害。 禁止国有收藏单位将馆藏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赠送、出租或者出售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二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以及国有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陈列馆、图书馆和其他收藏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得借用或者非法侵占馆藏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 制作出版物、音像制品等需要拍摄馆藏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应当征得收藏单位同意，并签署拍摄协议，明确保护措施和责任。收藏单位应当自拍摄工作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拍摄情况向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报告。 国有收藏单位之间因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需要借用馆藏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应当报文化主管部门备案；非国有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因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需要借用国有馆藏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应当报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红色文化遗存保护管理安全机制，定期对红色文化遗存的防火、防盗、防雷、防汛、防白蚁以及防自然损坏等安全管理情况开展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第四章 传承利用 第三十一条 红色文化遗存的传承利用应当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保证红色文化遗存安全为前提，注重对红色文化遗存原有历史信息的延续和革命文化的传承，与革命历史氛围和场所精神相适应，杜绝庸俗化和娱乐化倾向。 第三十二条 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本市红色文化遗存的精神实质和核心内涵。 传承与弘扬井冈山精神应当充分展现井冈山精神跨越时空的现实意义，围绕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时代内涵，深化研究阐发，创新宣传普及，加强教育传承，促进融合转化，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宣传、党史、党校、教育等部门统筹井冈山精神研究、宣传、教育和践行等方面内容，引领和规范井冈山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党史、教育、科研等部门、机构，加强对井冈山精神等红色文化遗存核心价值的发掘研究，促进学术研究成果转化，阐释革命历史，传播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鼓励社会各界开展与蕴含井冈山精神的红色文化遗存有关的学习教育、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等活动。 鼓励和支持以井冈山精神为主题的文学、影视、戏剧、音乐、书画等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 第三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具备开放条件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鼓励将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辟为专题博物馆、陈列馆、村史馆、图书室等文化活动场所，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第三十五条 国有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陈列馆、图书馆等应当利用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举办导向正确、主题突出、内涵丰富的陈列展览。 利用红色文化遗存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其陈列展示的主题、内容、史料以及讲解词，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宣传、党史等部门进行审查，把好政治关、史实关，增强展陈说明和讲解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权威性。 第三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国有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资源共享机制，通过调拨、交换、借用等方式，丰富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陈列馆、图书馆的展览形式和内容，实现红色文化遗存资源共享。 第三十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应当利用红色文化遗存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利用红色文化遗存推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应当利用红色文化遗存开展以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 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应当加强红色文化遗存保护的公益宣传，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介绍红色文化遗存及保护知识，宣传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先进典型，公开通报破坏红色文化遗存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以及国有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陈列馆、图书馆等应当利用红色文化遗存资源，通过陈列展览、影像拍摄、实景演出、故事会、报告会等宣传方式，促进红色文化和井冈山精神的传播。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陈列馆、图书馆等建立红色文化遗存资源数据库共享平台以及数字化展示系统，利用现代传播方式拓展红色文化教育。 鼓励和支持社会公众对红色文化遗存进行创意产品开发，挖掘红色文化遗存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 第三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依托红色文化遗存建立红色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和研学旅行基地。 各类红色教育培训机构和研学旅行承接机构应当将红色文化遗存及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精神融入教育培训和研学旅行各个环节，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场和质量技术监督、公安等部门，加强对红色教育培训机构和研学旅行承接机构的监督管理，对其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研学培训形式、内容等予以规范。 第四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以红色教育培训、红色旅游、红色文化创意等为重点，搭建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平台，规范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 第四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红色文化遗存传承利用纳入本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红色旅游，支持和指导旅游企业开发、推广具有红色文化特色的旅游线路、旅游服务和旅游产品。 鼓励和支持旅游企业、景区景点依托红色文化遗存资源，与当地其他文物古迹、自然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打造地域特色鲜明的红色旅游品牌。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利用红色文化遗存开展文化旅游活动，应当保持红色文化遗存历史原貌、展示其文化价值。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红色文化遗存损毁或者灭失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在列入保护名录尚未登记公布为文物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保护范围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或者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列入保护名录尚未登记公布为文物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或者相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迁移、拆除的； （二）擅自修缮，明显改变原状的； （三）擅自在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 （四）擅自在原址上重建已经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造成破坏的； （五）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其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批准，对遗存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的。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红色文化遗存损毁、灭失的，依法由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

“牺牲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这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珍藏的一份入党誓词，也是中国共产党现存最为独特的入党誓词。每当在该馆参观学习的游客注意到这份有6个错别字，且饱经沧桑、陈旧模糊的誓词，再聆听誓词主人贺页朵的故事，无不深深震撼于他初心的坚持与坚守以及对信仰的坚贞如一，并感叹“信仰”原来是如此的真实。然而，当我近日读到某微信公众号的《一张有6个错别字的入党宣誓书背后的故事》时，浏览到其文末“精选留言”中，有一条“与众不同”的带有质疑、调侃语气的留言：“这份宣誓书里除了6个错别字，还有2个简化字‘党’，汉字简化好像是1956年的事，说明革命先烈有超前意识！”这条有很多读者“点赞”的留言让我感到非同寻常。因为贺页朵这份写于1931年的誓词，其中“党”字的确是简写的，而中国国务院审订通过的《汉字简化方案》也的确是在1956年。难道这份入党誓词真如网友质疑是后人杜撰的么？如此一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出的“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仝志给林彪的信》”以及“彭德怀1929年4月4日于瑞金《关于五军四军会合后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等文物资料中都有简体字，岂不是都让人存疑？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才了解到，其实，古代书法家早就在写简体字了。据统计，王羲之的行书《兰亭集序》有324个字，其中102个是简体字，占总字数的三分之一。欧阳询的《九成宫》有1019个清晰的字，其中164个是简体字，占总字数的六分之一……唐宋以后简体字大量增加主要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宋元时，随着通俗文学作品的产生，简体字大量涌现。这些简体字在民间流行八九百年，却并无合法地位。各封建王朝把民间的简体字视作“俗体”“破体”，使其难登大雅之堂。而我们今天的简化字主要是从历代的隶楷行草的简写“俗体”而来。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体字，与今天使用的简化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等330多个。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也就是说，当年无论是贺页朵，甚至一代伟人毛泽东、彭德怀，抑或革命先辈书写在湘赣闽粤等地的红色标语，他们写的简体字，当时都是存在的，都有“出处”。所以，贺页朵这份入党誓词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作者：何小文；原载《井冈山报》）

从朱毛会师到朱毛核心夏远生习近平指出：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点燃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高度评价朱德“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毛会师井冈山，创建朱毛红军，开辟井冈山革命道路，让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星火燎原，而且在党和人民解放军领导核心的形成发展史上具有关键意义。从朱毛会师井冈山，到朱毛核心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凝聚和初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形成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一、朱毛会师是一座桥梁，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同井冈山道路联结起来在1927年7月中旬，刚改组的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一、南昌起义；二、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客观而言，这三大决断，关涉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可以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都是在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及八七会议精神下发动起来的。从起义本身而言，各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是从起义建军和开辟井冈山革命道路来说，正如习近平所说“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所以，这些起义最终又从失败中走向了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湘南起义、会师井冈，成为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串连起来的红线和桥梁，所谓“千流归大海”、同奔井冈山。随后，还有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全国的三大起义，湖南的四大起义，孤立地看，是一座座山，一星星火，一条条小溪，联系起来后，就成了山峦叠嶂，星星燎原，千流归大海。而朱毛会师井冈山，就具有这核心凝聚力和强大的物理的化学的动能。旗帜引领方向，道路决定命运。90年前，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召开，我们党严峻地面临着举旗走路向哪儿去的艰难抉择。1927年，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胜利在望，到瞬间失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面对逆境，毛泽东审时度势，在扬弃苏俄革命经验之上独立自主、另辟蹊径，提出并实践了伟大的上山思想，指引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毅然改弦更张，从进攻大城市率先转到向农村进军。“旗号镰刀斧头”，是秋收起义首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作为革命的号召，引导的红旗，指路的明灯。也就是后来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首先要把党的旗帜亮出来”。所以，当时陈毅向中央报告说：“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枪，不仅保留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井冈山斗争的丰功伟绩。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农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问题，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丰碑。领导湘南起义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对于探索这条必由之路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湘南起义传承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同时，湘南起义吸取了南昌起义的教训，保留了南昌起义的火种。正如朱德所写的诗句：“昔上井冈山，革命得摇篮。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路线成众志，工农有政权。无产者必胜，领袖砥柱坚。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布下星星火，南北东西燃。”从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会师，井冈山红军熔铸了党和人民军队的一系列特质和灵魂。第一，信仰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第二，人民立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第三，历史担当——拯危救难、力排险局、开拓生路。第四，求真务实——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第五，勇于创新——具有里程碑意义。第六，科学方法——用毛泽东的话讲，既要“过河”，又要解决“桥或船”。第七，核心领导——坚持党对军队和其他革命组织的绝对领导，保障革命的方向和命运。用习近平八一讲话的论断来说，就是“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的本质要求。二、朱毛红军是骨干和核心——朱毛会师形成了党和人民军队领导力量的初核朱德强调说，朱毛红军“成为全国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朱毛高举起鲜红的镰刀斧头旗帜，从此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首创和进程，飘扬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心头，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领导平江起义的彭德怀，同战友黄公略由衷地赞叹：“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跃上井冈，成为中国革命转败为胜的关键节点。朱毛会师闻名遐迩。毛泽东同朱德的生平第一次握手晤面，是在井冈山下的湖南酃县。毛泽东说过：“我又再次下山去接他们，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在湖南酃县会见。”“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创建了著名的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湘南起义之前，朱德就派毛泽覃前往井冈山一带联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而毛泽东则派何长工前往粤湘边界寻找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第三营转战湘南，曾同朱德部队会合。湘南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部下山到湘南接应朱德和湘南起义部队，在资兴县龙溪洞与龚楷、萧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相遇，会合了第一支湘南起义农军；朱德则下决心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靠拢。当时，中共中央也再三指示朱德、毛泽东两部共同在井冈山地区发展。后来朱德曾说：“一九二八年，我们不久退酃县把茶陵打开了，然后队伍退到酃县，同毛泽东两面会合了。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的会面。”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研究“援助朱毛问题”,决定派员到朱毛地区，弄清开展朱毛运动方针，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说明共产国际视野中，毛泽东、朱德也成为中国苏区和红军的核心力量。“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终于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这支队伍就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毛泽东亲手开辟的光芒万丈的井冈山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光辉道路。因为有了湘南起义，井冈建军成其可能。于是，“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凝聚成湖南大地上诞生的又一支中国工农革命军，也成为继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之后第二支“上井冈山”的“人民军队”。而且，井冈山红军就分别集聚了秋收起义部队、南昌起义余部、广州起义余部、湘南起义部队的精兵强将，以后还拥有了平江起义部队，井冈建军水到渠成、百川归海。萧克评价说：“历史已经证明，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有了井冈山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才有光辉的井冈山时代。”“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这是朱德总司令的深切体会。周恩来也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毛泽东说：1928年4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了师。我们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6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发展。当时，湘南起义声势巨大，成果辉煌，但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加上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损害，如果不上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湘南起义只能归于失败。粟裕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写道：“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关于“朱毛会师”的诗句。在苏维埃的初期，有名的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湘南暴动、海陆丰暴动，实际上都没有成功，而只有毛泽东为首挽救了秋收暴动的武装，与朱德退出湘南暴动的部队会合于井冈山，建立了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以后发展了闽粤赣边的中央苏区，才是成功了的。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这是《罗荣桓军事文选》的观点。朱德说过：井冈山的部队和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会合后，编成了红四军，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于是开始有组织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方向从此更明确了。红四军的成立，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彭德怀说：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陈毅则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所率余部“部队的湖南人最多，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找毛泽东去，便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希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的队伍会合于井冈山，“三股铁流”铸就一支“铁军”——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宣告成立，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朱毛红军由此形成。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伟大的贡献，就是毛泽东在艰难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和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斗争中率先创造，朱毛会师后努力推进、取得丰硕成果的。所以，习近平强调说：“要把井冈山精神发扬光大，与时俱进。”三、朱毛红军中走出了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写道：从此以后，他们领导的红军被称为“朱毛红军”，是令国民党军队闻之胆寒的部队。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929年5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文件正式使用朱毛红军的称谓，并称赞道：“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1930年初，中央正式编组红军8个军时明确认为红4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是中国红军主力的主力”，“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意义的红军，它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朱毛红军是全国红军中唯一拥有10年红军军龄的主力军，从始到终从无间断。从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始建军，在朱毛领导下，这支军队一直在战斗中建设和发展，其间历经艰难困苦、失败挫折而不溃散，不倒的军旗从井冈山一直飘扬到延安。井冈山会师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使朱德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从此，“朱毛”红军闻名天下，“朱毛红军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朱毛”成为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毛泽东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回顾党的历史，从1921年党的一大到1928年党的六大，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较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产生一个称职的中央领导核心。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军90周年讲话中，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要求增强核心意识。他强调：“历史告诉我们，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朱毛会师，形成合力。朱毛之聚，产生核聚变，产生核力量。最重要的是，朱毛聚力，形成核心。在中国共产党没有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前，朱毛核心就成了事实上的领导核心。参与领导南昌起义、领导桑植起义的贺龙元帅，深有感触地说，因为没有形成核心领导，“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朱德指出：朱毛红军“成为全国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8位核心成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邓小平，最终都出自朱毛红军，绝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中央曾安排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但彭德怀坚决不同意，上书中央说：“中国需要红军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毛泽东、朱德来领导。”朱毛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管起义和武装斗争到了多么艰难困苦危在旦夕的险恶处境，毛泽东、朱德都坚决不离开队伍，当时有许多领导者以中央调动、向中央汇报、去找党的名义离开危难中的部队，结果是部队失去核心领导力量而失败或溃散。因为朱毛从投身革命武装斗争开始就紧紧地与这支军队战斗在一起，生死与共，血肉难分，所以他们才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灵魂和统帅。毛泽东说过，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朱德也说：“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后来又说：朱毛，朱毛，人家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道理。都体现了朱毛红军和朱毛核心极大极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朱毛红军亦形散神不散，古田会议，四次反“围剿”，长征，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朱毛的核心领导和团结一致，没有朱毛红军不灭不息的向心力，结局是难以预料的。党心、军心、人心的高度统一，核心力量的充分发挥，是朱毛红军无敌的保证、胜利的前提。习近平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显然，人民军队的“定型”，这也是朱毛领导工农红军的历史贡献，他们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的基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根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军治军思想的经典。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中，用3个“确立”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遵义会议在“核心”问题上的贡献和意义：——“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可见，由朱毛会师、朱毛红军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了党和人民军队的核心领导力量。这是中国革命历经失败和挫折而勇往直前、夺取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朱毛会师形成了以毛泽东、朱德为核心的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坚强领导，毛泽东、朱德一直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中之核，维系了四、五十载风雨春秋。这是中国共产党之幸，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幸，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幸，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幸。[作者简介]夏远生，男，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中国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

浅析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时期缔结的革命友谊林道喜翻阅中国革命的历史, 有两个人总是须臾相关、紧密相连，那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他们就缔结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携手并肩、齐心协力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人民大众的幸福竭智尽忠、鞠躬尽瘁。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曾经是一个代名词，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是一支部队的代称。井冈山与中共中央、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往来信函以“朱毛红军” 代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军”，国民党反动派咒骂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人民军队“朱毛共匪” 、“朱毛赤匪”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名称，而不知道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的合称。毛泽东曾经饶有风趣地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历史看，同样地是：没有毛哪有朱?“文革”正当热火朝天之时的1966年，中南海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攻击朱德是“黑司令”，说他对中国革命没做多少贡献。毛泽东得悉情况之后,在随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有意识地请朱德挨着自己坐下，感叹地说：“红司令，你好吗？有人讲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你是朱，我是朱身上的毛啊！”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毛泽东看见朱德这位老战友，动情地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德高兴地说：“我很好。”毛泽东接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与朱德须臾不分的关系,其实就是表明毛泽东和朱德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毛泽东和朱德的深情厚谊是从井冈山开始缔结的。长期紧随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曾经回忆说：“在毛泽东心里，还十分留恋井冈山和长征的岁月。他在晚年经常同我谈起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日子，教育我们不能忘本。每每讲到动情处，他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深刻的历史自觉、高度的责任担当、坚定的理想信念，让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伟人殊途同归,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伟大的事业必先有伟大人物，科学的真理必先有真知灼见,转型的时代必先有历史自觉。什么叫历史自觉？第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不甘愿受到规律的左右，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要改变现状。按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和湖南省委的具体部署，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东赣西发动了秋收起义，原定计划攻占长沙。然而事与愿违，10天后秋收起义失败了。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转移。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没有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党中央反而处分了他！秋收起义让你打井冈山了吗？让你打长沙，你却带兵逃跑，这是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就开除了毛泽东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但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开除了，毛泽东还是继续干。毛泽东一生中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是还是继续在干。因为毛泽东身上最珍贵一点，就是有深刻的历史自觉。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使毛泽东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家子弟，变成了集建党建国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这种历史自觉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毛泽东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毛泽东是这样，朱德也是这样。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在起义后为稳定军心、保留革命火种起了重大作用。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占领了南昌城。起义成功后，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部队按照原定计划撤出南昌，朱德同志担任第九军军长。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后，主力部队遭遇严重挫折。朱德同志率领的部队同前敌委员会失去了联系，孤立无援，处境极度困难。这时有人提出解散队伍。在这危急关头，是解散队伍，还是把队伍保存下来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这对起义队伍特别对领导人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考验。这个时候，朱德同志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担负起了领导责任。他把起义队伍集合起来，进行动员讲话。他十分坚决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陈毅同志在行军途中适时对队伍进行了三次整顿，使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这支部队得到了巩固，士气开始高涨。陈毅同志后来回忆这一段情况时说：“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冲破千难万险，转战湘粤赣边，为人民军队保存下来一支十分珍贵的革命火种。崇高的革命追求，必胜的革命信念，惺惺相惜的革命情怀，让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伟人实现了历史上伟大的“朱毛会师”，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新局面1928年2月新城战斗胜利后，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毛泽东派何长工到湘南、粤北去寻找朱德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在江西、福建、广东边境坚持斗争，听说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便派毛泽覃前去联系。几经周折，两支革命武装终于取得了联系。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来到了湘南地区。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组织领导和配合下，发动了湘南武装起义。3月，在永兴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3月底，由于湘、桂、粤军的三路“协剿”，起义农军难以在湘南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除留一部分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外，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和农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3月下旬，毛泽东率部队在汝城一带击溃了尾追湘南起义的敌军，4月在酃县的十都与朱德见面。1928年4月26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5月4日，根据湘南特委决定，将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全军万余人，枪两千余支。接着在宁冈召开了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5月4日，在砻市广场举行会师大会，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建立（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井冈山会师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存了一大批坚定的红军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坚定了边界党和群众建立和发展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信心和决心，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井冈山会师的重大意义突出表现在：一是壮大了武装力量。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会师汇集了湘赣边界革命的武装力量，井冈山业已成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汇合点、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中国胜利的出发点。井冈山会师的主要武装力量包括：①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②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③湘南起义农军；④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⑤根据地内各县组织的暴动队、赤卫队等各种地方革命武装等等。1928年5月4日宣布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统辖3个师9个团计1万余人（后取消建制，红四军缩编为4个主力团，计6000余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规模最大、兵员最多、影响最深、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革命武装部队。二是保存、培养和锻炼了红军事干部。井冈山会师后，一大批坚定信仰马列主义的工农红军指战员，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他们得到了锻炼和磨砺，增强了革命信念，培养了革命意志，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和对敌作战水平。在伟大的井冈山斗争中，一大批优秀红军指挥员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艰辛磨砺，遍尝甜酸苦辣，脱颖而出，锻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代开国元勋。历数井冈山斗争的参加者，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5位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占所有元帅的二分之一；栗裕、谭政、黄克诚3位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将，占所有大将的三分之一；邓华、朱良才、李聚奎、杨至成、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陈士榘、陈伯钧、赵尔陆、黄永胜、赖传珠14位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王辉球、王紫峰、毕占云、杨梅生、李寿轩、肖新槐、张令彬、张国华、欧阳毅、赵镕、姚喆、周玉成、唐天际、曹里怀、韩伟、赖毅、谭甫仁、谭希林、谭冠三、谭家述20位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将；王云霖、王耀南、龙开富、张平凯、赖春风、刘显宜、黄连秋、郑效峰、陈云中、曾敬凡、龙潜、彭龙飞12位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毛泽东、谭震林、滕代远、何长工、陈正人、江华、刘型、李立、李克如、吴仲廉、杨立三、张际春、周里、贺敏学、贺子珍、高自立、黄达、曾志、彭儒、段子英、熊寿祺、谭政文、肖明等担任了中央地方重要领导职务。井冈山会师，保存了一大批红军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造就了一大批国家栋梁和民族精英。三是开创了革命根据地的崭新局面。朱毛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加快了井冈山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推动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继续向纵深发展，迅速取得了“四至七月四个月的各项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井冈山会师后，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实力。4月底，红四军首战五斗江，击破了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进剿”，红四军一占永新城，成立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5月中旬，红四军取得了草市坳战斗胜利，二占永新城，击破了赣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1928年6月23日龙源口大捷，“打败江西两只羊”，击破了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红四军随即占领永新、莲花，红色割据区域得到广泛推广。这时，“割据区域计有宁冈全县，永新全县，莲花全县，吉安一小部分，安福一小部分，遂川之北乡，酃县之东南乡一部，横直数百里”（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继茶陵、遂川、宁冈、永新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井冈山会师促进了红色区域的推广，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应运而生，酃县、莲花工农兵政府宣告诞生。边界各县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边界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边界党组织得以壮大。边界的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得以迅速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无畏的革命精神,朴素的为民情怀，共同的人生追求,让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伟人携手并肩，实现了领袖搭配和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朱毛红军虽然由小到大，但毛泽东和朱德两位历史巨人在朱毛会师后的战争环境中产生过一些认识上矛盾，简单来讲，关键就在于对军队的指挥是应该集权还是分权。毛泽东主张集权——由一人指挥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带来的队伍，朱德主张分权——分别指挥各自的队伍，相互配合。陈毅从中调和，但陈毅本身更赞同朱德分权配合的方式，陈毅借红四军大会通过批评朱、毛两人，以达成新的团结，他批评毛泽东有七点错误，朱德有三点错误，结果红四军选举，朱、毛两位主帅双双落选，陈毅反而当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只得向在上海的中央汇报红四军矛盾并提议：中央如派人，朱、毛都可离开；中央如不能派人，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周恩来闻讯不仅没有支持交情深厚且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陈毅，也没有支持自己亲自介绍入党、在南昌起义中的下级——朱德，反而支持了曾反对过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的毛泽东，并指出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批评了朱德与陈毅曾因极端民主化、放任群众讨论作战计划，导致湘南失败，认定只有集中指挥军队才能步调一致，行动敏捷。并判定陈毅前委书记职务不是中央委任的，是非法的，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陈毅按中央指示起草“九月来信”，成为了古田会议的基础，古田会议也是毛泽东地位稳固的关键。参加过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总务处处长的赵镕老将军，在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工作者的访问时，他说：“你们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有一件事提醒你们，就是关于‘十六字诀’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是在许多地方做过试验的。最早起源于1913年，他在滇南个旧戡乱、剿匪。”他又说：“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朱老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他的一贯风格一样，表现出极其博大而宽厚的伟人胸怀。因“左”倾错误的干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丧失了中央苏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48岁的朱德，是长征高层领导中最年长者，经历了长征全过程。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朱德参加了遵义会议。在会议上，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第三个发言。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他一直站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不仅要指挥部队在枪林弹雨中闯关夺隘，还要对“左”倾军事错误、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又分离后，他促成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终于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毛泽东赞誉：“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毛、朱二人对于红军的建设思路、革命应该走的道路等等有许多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争论比比皆是，比如，1929年红四军七大、八大“前委”、“军委”之争，朱德取代毛泽东领导。但在核心目标上，中国共产党怎么样获得胜利？怎么样完成民族救亡？二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二人不是同一年出生，却是1976年同一年去世。有一些矛盾与误会甚至直到他们同一年去世后也没能化解，没能超越生命。并不是如今想当然的亲如兄弟，不分你我。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眼前的和谐，而是二人相互补充：毛泽东对党路线方针的制定；朱德的坚决斗争精神，革命必胜的信念，使他们使达成了最佳的领袖搭配和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作者简介]林道喜，男，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朱毛井冈山会师与新时代强军之路刘宇祥今年，是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在井冈山会师90周年。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起义部队，经过艰难转战，最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从此，毛泽东、朱德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建军思想，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回顾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代伟人的建军过程和建军思想，对于开创我党新时代的强军之路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作用。一、朱毛会面之前，俩人胸怀宏图大志，都对中国革命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毛泽东、朱德这两位伟人，在青少年时代，都立有鸿鹄之志，忧国忧民，在救国救民的思想理念中，两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共同的救国忧民意识毛泽东到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有着读书救国的抱负和志向，到省城长沙读书时，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和政府的腐朽无能，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受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蔡和森等创办了新民学会，开始思索和探求中国的出路。1917年的中秋节，毛泽东和他的同学聚集在一师后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时，果断地提出要“学梁山泊好汉”的思想。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奠定了基础。朱德早在顺庆府中学堂时接受了新思想，懂得了富国强民、救国治国的新道理，这是他的思想从旧传统向新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在看清了中国的现实以后，他放弃了一直以来教育救国的思想，踏上了武装反抗封建军阀统治的从军之路。他先后在云南陆军讲武堂、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军事和政治，又在辛亥革命、护国、护法、北伐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才能和领导艺术，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夯实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1922年远赴欧洲，在柏林找到了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早年的这种相同的忧国忧民意识，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后来的朱毛会师打下了思想基础。（二）相同的军队建设思想毛泽东的“三湾改编”。1927年9月，秋收起义之后，因为部队连续受挫，伤病员增多，士气低落，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只剩一千余人。不少人对革命前途感到迷茫，信念产生了动摇。这支弱小的队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关键时刻，毛泽东果断地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根据部队出现的状况，毛泽东在三湾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了三项改编。一是把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精干了部队，留下的是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精英；二是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肃清军阀残余。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说到：“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朱德的“赣南三整”。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利之后，部队前往广东，准备联合当地的武装力量，开展土地革命，并进行新的北伐。但是因为采取分兵战术，部队损失惨重，加上连续几次战斗的失利，部队军心涣散。在转移过程中，为鼓舞斗志，朱德在赣南的天心圩、大余、上堡等地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朱德对部队进行了党的建设、思想教育、纪律整顿和军事训练，提高了战士们的军事素质，整顿了部队作风，坚定了战士们革命必胜的信念。毛泽东和朱德率领部队转战上井冈山的过程中，所走的道路基本相同，所遇到的问题比较相似，他们都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来建设军队，指导革命的实践。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 “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有着同等重要历史地位。（三）不谋而合建立根据地的探索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就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他很快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撑下，秋收起义失利后，他毅然决然地将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开辟出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朱德早年喜欢研究《孙子兵法》等著名兵书。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潜心研究西方军事历史，在苏联期间，系统学习军事学，潜心研究了苏联内战时期的战略战术。这种经历使朱德形成了融汇古今中西的军事思想。朱德早年读《三国志》时在眉批中写到：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他此时就有积蓄力量、休养生息、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毛泽东、朱德这种建立根据地的共同想法，使得他们最终会师于井冈山。（四）一致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毛泽东、朱德都是农民出身，他们最懂得农民需要的是什么。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一语道出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1927年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到达湘南时，发动了湘南暴动，建立了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开展了打土豪、烧毁田契的斗争，有的地方还自发地分了土地。此时的朱德已意识到了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南下湘南途中，在发动群众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酃县中村开始了边界最早的插牌分田运动。月底，毛泽东率领一团又在桂东沙田一带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边界的土地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之后，井冈山的土地革命运动开展得更是如火如荼。在这期间，进一步落实了土地革命政策，保护中间阶级和中小商人的利益，在乡以上政府设立了土地委员会，领导土地革命，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同时，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于1928年12月制订颁发了《井冈山土地法》。二、共同的思想和实践基础，最终形成了伟大的井冈山会师，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一）朱毛互相派人，与对方取得联络朱毛两支部队的第一次相互联系发生在1927年11月间。在江西上犹，朱德在得知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已抵达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时，立即派出毛泽覃前往井冈山联络。毛泽覃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副官的身份，从上堡取道桂东，再进入湘东茶陵，11月中旬，顺利到达井冈山，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朱德部的情况。1927年10月，毛泽东派何长工前往广东寻找南昌起义部队。12月中旬，何长工辗转到了广东韶关，在犁铺头见到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1928年1月上旬，何长工回到湘赣边界，向毛泽东报告了他与朱德部联系的情况，并转告了朱德的意见和朱部行动的方向。毛泽覃与何长工的奔波联络，为朱毛两部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二）朱毛双方配合接应，促成两军胜利会师1928年3月，湘粤军阀纠集了七个师向湘南进攻，朱德抵制了湘南特委强调的“守土有责”的错误意见，决定兵分两路撤离湘南：一路由朱德率领经安仁、茶陵向井冈山靠拢；一路由陈毅率领经资兴向宁冈转移。为了策应朱德、陈毅部队上山，毛泽东决定分两路插入湘南。4月上旬，何长工、袁文才部在资兴与湘南农军第七师会合，并南下滁口阻击了向郴州进攻的粤军，随后退回资兴，与陈毅率领的部队会合。4月6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向汝城进军，先是会合了宜章独立营，后又会合了湘南农军第三师和第七师，并担任后卫，掩护湘南暴动部队往宁冈安全转移。4月28日，朱毛两军在宁冈龙市胜利会师。朱毛会师，保存了当时我党最强大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产生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发布军队工作任务，强调政治建军 1927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总结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时深刻认识到，革命军队光有打仗一项任务是不行的，于是又明确提出了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1)打仗消灭敌人；(2)打土豪筹款子；(3)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任务的提出，使部队的政治工作、军事斗争有了更明确的目标，为后来的一系列建军思想的提出起到了先导作用。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三大任务”的内容在不同时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四）制订“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强调纪律治军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荆竹山雷打石上宣布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三项纪律”。1928年1月，又在遂川李家坪宣布了“六项注意”。同年4月，在桂东沙田，毛泽东向部队正式颁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从而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并由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新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正因为有了严明的纪律，人民军队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五）总结十六字诀等一系列游击战术，丰富和发展了朱毛人民战争的思想朱毛井冈山会师后，红军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军加紧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进剿”和“会剿”。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毛泽东、朱德更加注重探索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朱德就提出了“对湖南敌人取守势，对江西敌人取攻势”的对敌政策，在经历多次战斗后，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略战术十六字诀。井冈山斗争时期一系列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成为了红军在井冈山以弱胜强，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 （六）创办军官教导队和红军学校，培养红军军事人才“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毛泽东上山伊始，就非常注重对部队政治军事人才的培训。1927年12月，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军官教导队，后来搬迁至茨坪创办了红四军军官教导队，1928年冬首次建立了我军第一所红军学校，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大量的干部人才。井冈山斗争时期创办的军官教导队和红军学校，成为了人民军队院校的摇篮。它不仅为部队和地方培训了大批军事人才，同时也为我军后来创办军事院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一系列的建军思想，对于确定党对军队的领导，永葆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井冈山会师对于开创新时代强军之路的现实意义（一）红军军魂的铸造是新时代强军之路的前进指南习近平同志在建军9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毛及其所领导的红军部队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铸造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军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军队“根基”的精髓所在，灵魂所系。在革命战争年代，如何把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和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三湾改编”的“支部建在连上”,开创了保证人民军队牢牢控制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历史先河，并在古田会议上得到完善和确立。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独创性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围绕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习近平始终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强军之魂，鲜明提出了我军政治工作时代主题，开启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新篇章。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就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同时把“党领导一切”写入党章，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重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从井冈山时期传承下来的军魂原则，是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前提和政治保证，只有铸牢军魂，才能确保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才能确保人民军队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战斗力，才能确保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和任务。（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一脉相承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人民战争的伟力，来源于人民的伟大力量。”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法宝。在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军把做群众工作作为三大任务之一，把分散的民众转化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多次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那是因为党和红军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为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赢得民心，赢得胜利。人民军队从诞生生的那天起，就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切活动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点。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多次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巩固了新生政权，保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赢得了和平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服务和保障，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进行了有效应对，为维护人民群众福祉提供了可靠保障，书写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美好，就得靠强大的人民军军队保家卫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和人军队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就能构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就能为中国梦的实现保好驾，护好航。（三）红军的军纪军规促进了新时代军纪军规的传承创新没有纪律和法治，就没有执行力。朱毛两军井冈山会师后，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形成的一系列军纪军规，到后来制定的一系列条令条例,都说明纪律是我军的命脉，是新时代依法治军的基础。在建军9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增强全军法治意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实现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习近平主席在视察陆军第13集团军时，强调要更加坚定自觉地贯彻政治建军要求、更加坚定自觉地落实改革强军战略、更加坚定自觉地推进依法治军、更加坚定自觉地抓备战谋打赢，要求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官兵就有着崇高的理想信念，严明的纪律，勇于担当的精神，发展成为人民军队的“四铁”精神，因此，锻造“四铁”过硬部队是强军兴军的必然要求。人民军队铁的纪律彰显的是建立在实现伟大理想、维护人民利益基础之上的高度自觉的纪律，凝结着政治为魂、以人为本、以严为纲的先进理念。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将纪律文化熔铸于血脉之中，并在不断传承中赋予其新的内涵，在确保人民军队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回顾人民军队90年的光辉历程，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创立的“党指挥枪”等一整套建军原则，到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精兵简政，从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调整体制编制，到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百万大裁军，在建国后人民军队进行大的改革就有13次。“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路走来，改革创新步伐从未停止过。”可以说，一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传承创新的历史。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井冈山，在茅坪八角楼革命旧址参观时深情地指出，伟大的理想信念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行程万里，不忘初心。理想信念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在新时代，要实现强军目标，就要始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官兵理想信念坚定、思想纯洁，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新的光辉业绩。 [作者简介]刘宇祥，男，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党总支书记，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