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衍宁
八月的井冈山,是参观游览的黄金季节,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井冈山老红军宋任穷(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共江西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赵增益、中共吉安地委书记王国本陪同下,于1988年8月访问井冈山。
宋任穷同志是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的。1928年5月4日成立红四军时,秋收起义部队编为红四军三十一团,原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编为红四军三十二团。为改造袁、王部队,宋任穷与张际春(原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一道从三十一团抽调去三十二团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何长工任党代表,张际春任宣传科科长,宋任穷为宣传科干事。
宋老说,井冈山的艰苦岁月,使我终身难忘,建国后,特别是调回北京工作,每时每刻都想上井冈山,今天终于实现了几十年的愿望。他回忆在三十二团的一段日子说,我与际春在党代表何长工的直接领导下,做袁、王部队的改造工作。开始对王佐讲革命道理,就像对刚入学从启蒙教育入手。我们为什么受地主老财主的压迫剥削?为什么要组织起来造他们的反?深入浅出的道理,一讲他们就懂。他们绝大多数是文盲,教他们识字,把革命道理,贯穿于认字中。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得很快,也很守纪律,很能打仗。每次反敌人的“会剿”,与其他部队配合得很好。袁、王部队就是合编为一个团,其实各编为一个营,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主要是做巩固军事根据地的工作。为守哨口,探听敌人的情报,沟通红区与白区物资交流,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王佐还担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防务委员会主任,并负责兴建小井红军医院的工作。袁、王两人革命事业性很强,所担负的任务完成的很好,对毛委员很尊重,听他的话。过去说他们受编不受调,我认为这些说法有些过。主要是不愿离开山区,就像山区的兵不习惯平原区。在山区生活习惯了,到了平原似乎汪洋大海无所适从。1930年袁、王被害,这完全是误杀。责任第一来自当时中央“左”倾路线。1928年6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是袁王被杀的主要依据;第二是地方土客籍矛盾的斗争,在边区党内的反映。彭德怀的责任不过是偏听偏信,片面听取了湘赣边区党组织少数人的话。建国后,毛主席曾在一次会上说,袁、王两人如不被误杀,虽然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了,白军不可能重新占领井冈山,革命的地方武装可以坚守到全国大解放。
1929年1月,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战略转移,坚守井冈山的任务交给彭德怀的红五军与王佐带领的红四军三十二团。袁文才调至军部,跟随毛委员、朱军长行军去赣南,行军途中听到党中央曾有指示,要杀原属土匪的首领,吓得他逃跑回井冈山。虽然袁文才擅自离开部队,是军纪不允许的,但他没有投向敌人,而是回到他原领导的部队,仍然与王佐坚守在井冈山。回来之后,湘赣边界特委给了他处分,他也服从处分,事情应该了结。边界特委中某些人硬说他们的两人不服从领导,还说要“反水”攻打红军,其实是土客籍矛盾制造借口,蒙蔽彭德怀不明事情真相,借刀杀人。毛主席在延安一次党内整风会上还提到此事,说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同志“右”倾机会主义时有人把错杀袁、王算为彭的一条罪状,这是很不公正的。后来在彭德怀的自述中说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同意他的自述。
解放后,中共江西省委已追认袁、王两人为烈士,这是完全对的、是对袁、王两人的平反昭雪。井冈山地区是革命老区,过去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人民生活水平应该好于其他地区才对,可是现在这里还比较贫穷落后,应该采取措施扶贫,使他们尽快富起来,否则会被误认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就把他们忘记了。延安与其他老区都有类似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都要十分重视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问题。
井冈山的建设搞得很好,茨坪已成为现代化的城市,不知人民生活水平是否像城市建设那样发展?井冈山的资源是很丰裕的,中央和省委又非常关心支持,在这里工作的同志既光荣又责任重大,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中央殷切的期望。
(责任编辑:饶道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