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这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珍藏的一份入党誓词，也是中国共产党现存最为独特的入党誓词。每当在该馆参观学习的游客注意到这份有6个错别字，且饱经沧桑、陈旧模糊的誓词，再聆听誓词主人贺页朵的故事，无不深深震撼于他初心的坚持与坚守以及对信仰的坚贞如一，并感叹“信仰”原来是如此的真实。然而，当我近日读到某微信公众号的《一张有6个错别字的入党宣誓书背后的故事》时，浏览到其文末“精选留言”中，有一条“与众不同”的带有质疑、调侃语气的留言：“这份宣誓书里除了6个错别字，还有2个简化字‘党’，汉字简化好像是1956年的事，说明革命先烈有超前意识！”这条有很多读者“点赞”的留言让我感到非同寻常。因为贺页朵这份写于1931年的誓词，其中“党”字的确是简写的，而中国国务院审订通过的《汉字简化方案》也的确是在1956年。难道这份入党誓词真如网友质疑是后人杜撰的么？如此一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出的“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仝志给林彪的信》”以及“彭德怀1929年4月4日于瑞金《关于五军四军会合后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等文物资料中都有简体字，岂不是都让人存疑？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才了解到，其实，古代书法家早就在写简体字了。据统计，王羲之的行书《兰亭集序》有324个字，其中102个是简体字，占总字数的三分之一。欧阳询的《九成宫》有1019个清晰的字，其中164个是简体字，占总字数的六分之一……唐宋以后简体字大量增加主要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宋元时，随着通俗文学作品的产生，简体字大量涌现。这些简体字在民间流行八九百年，却并无合法地位。各封建王朝把民间的简体字视作“俗体”“破体”，使其难登大雅之堂。而我们今天的简化字主要是从历代的隶楷行草的简写“俗体”而来。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体字，与今天使用的简化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等330多个。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也就是说，当年无论是贺页朵，甚至一代伟人毛泽东、彭德怀，抑或革命先辈书写在湘赣闽粤等地的红色标语，他们写的简体字，当时都是存在的，都有“出处”。所以，贺页朵这份入党誓词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作者：何小文；原载《井冈山报》）

许　述　唐文超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生发，思念滋长。在我们缅怀先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之时，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但那绝不是靠淡淡的哀愁，或泪水浸泡的悲伤，而是需要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因为，唯有铭记，才能感悟英雄身上蒸腾的力量；惟有守护，才能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守望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前浩气永留人间，逝后英灵安得永眠。——编 者谁在抹黑？2016年3月3日，“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尽快制定保护英烈名誉的相关法律。20多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人别有用心地质疑、甚至抹黑这段被英雄鲜血染红的历史，但无休止的争议和恶意中伤终究抵不过真实的存在。1994年7月9日，某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打出特大标题——《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有六人》。该文写道，当时“五壮士”所在的6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小商贩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在敌伪劝降下投降，“被气急败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真有此事？NO！这种说法来源于一出叫做《五大勇士》的话剧。该剧借鉴苏联话剧用叛徒烘托英雄的表现手法，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时，加工出一个叫吴希顺的叛徒。文章把经过文学加工的话剧当作真实的历史刊载，不料竟至谬误流传，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媒体纷纷转载。“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和当年第一个采访幸存壮士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钱丹辉知道此事后，立即站出来，证明6班、2排和7连都没有这个人。很快，有关报纸进行了自我批评。仅仅过了1年，又一则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这篇名为《壮歌重唱狼牙山》的文章，认为两名幸存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顺着崖壁溜下去。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亲历者葛振林和《解放军报》的驳斥。此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沉寂了很久，直到葛振林去世，海外华文媒体“不失时机”地出现一篇题为《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帖文，称5位壮士是鱼肉乡里的逃兵，村民向日军告密来剿，并将5人骗上狼牙山绝路……对此，有网友进行了客观评述：“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是造谣确定无疑。”微博兴起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甚嚣尘上。2013年9月19日，北京某杂志在网上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多有不实之处》一文，很快被一些新媒体转载，影响迅速扩大。同年11月8日，该杂志又刊出《“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以下简称《细节》）一文，对这个英雄群体进行“挖墙脚式”的质疑。“狼牙山五壮士”负面信息发布者，几乎都以“言论自由”作为质疑的挡箭牌。但“言论自由”不能无边无界，胡说八道就可能吃官司。2013年11月23日，网民鲍狄克截取《细节》中的一个“细节”发布微博：“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并附《细节》一文链接。随后，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和《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后对此事进行评论，痛斥抹黑者。对质疑的质疑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言论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细节》一文。该文引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主要从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4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质疑。笔者斗胆，在这里接上几招。地点：“小莲花峰”VS“棋盘陀”VS“小莲花瓣峰” 《细节》一文称：“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葛振林说跳崖处是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宋学义又说在棋盘陀顶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看再多档案也没用，不如到现场走一走，瞧一瞧，问一问就明白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最高峰1105米。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共有5陀，包括36个大大小小的山包，远远望去，好似一排狼牙直刺青天，故名。不过，除了棋盘陀、大小莲花峰等少数山包因为长得“有型”而拥有形象的名字外，绝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山包都是“无名之辈”。所以，葛振林于1957年回忆往事时，对跳崖附近的描述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说不出具体名字。“陀”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范围较广，往往包括几个山包，棋盘陀就包含了小莲花峰在内。作为副班长，葛振林的回忆更准确，而宋学义的说法稍有差池，但也不能算错，因为在宋学义眼里，跳崖附近的几个山包都可以叫做“棋盘陀”。《细节》一文说，发现“五壮士”跳崖处不在棋盘陀顶峰，而在“小莲花瓣峰”。实际上，在这之前，官方已认定壮士跳崖处在小莲花峰。1999年，易县政府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定“小莲花峰”为跳崖地点，并建了铁架标记。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文件，确认了小莲花峰，更是权威的“官方认证”。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刊载的《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小莲花峰”的名字也很容易查到。至今矗立在棋盘陀顶峰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是1986年落成的，当时官方尚未认定五壮士跳崖处是小莲花峰，所以建在棋盘陀并无不妥。《细节》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哪用得着他去发现？倒是笔者担心《细节》作者“因细失大”，没有看到，否则怎会把“小莲花峰”写作“小莲花瓣峰”呢？《细节》对这一细节的质疑给人的暗示就是官方在“说谎”，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当地政府的立塔行动，还是国务院的公开认证，官方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动作：“跳崖”还是“溜崖” 《细节》引述1995年发表的《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溜崖”。这篇文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当年“五壮士”所在1团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但她既非亲历者，也非目击者，所知只能是“听说”，已经是“三手”信息。因此，该文在细节上漏洞百出。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具名，大概是心虚、怕挨骂吧，毕竟当事人还在世。《细节》说葛振林等人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驳，“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这恐怕是其孤陋寡闻了。当年，葛振林针对“三跳两溜”的说法，发表了如下严正声明：“这和去年‘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细节》试图进一步证明葛振林和宋学义是“溜崖”而非“跳崖”，于是引用了葛振林的几段自述：“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伸出来，去抓树枝子……”（1957年）；“当年我和宋学义纵深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上坡……”（1995年）；“我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的树……”（2005年）每一次回顾往事，葛振林明明都说自己是“跳”崖，《细节》却选择性失明，硬要往“溜”字扯，实在令人不解。《细节》引述20多年前地方报纸一篇不靠谱的旧文，重提“溜崖说”，有意无意给人传递一种感觉：葛振林和宋学义胆子小，不够英雄，以损害两位幸存壮士的光辉形象。其实，事后，宋学义的腰就没直起来过，左眼也被刮伤了，所以1944年便退伍，后半生一直靠“腰卡”（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支撑上半身度过，一生务农。他去湖南看望老战友葛振林时，葛振林夫人王贵柱对宋学义的印象是：“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扶着墙走。”1971年，宋学义过世，年仅53岁。伤亡：5500还是84、224 关于日军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双方的伤亡情况，《细节》引述了2组数据。一组来自中方：“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一组来自日方：“战死84名，负伤224名”。如此对比，似在告诉人们——八路军吹牛，夸大战绩。《细节》喜欢抠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档案材料中的“伪”字。日军难打是出了名的，所以八路军歼灭的敌军以伪军居多，在统计战果时，出于鼓舞士气等需要，一般将日军和伪军合计。当时，参战日军有6万余人，伪军也有1万多人。《聂荣臻年谱》记载“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而日军称自身伤亡308人，数据出现不一致并不奇怪，因为“消失的人”多为被歼伪军。进一步说，《细节》所引日方伤亡数据只是来自于第110师团，而参战日军至少有3个师团。另外2个师团（第21、33师团）的伤亡情况在《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死伤。《细节》引证中方资料，用的是“全部数据”，引证日方资料，却只用“局部数据”，一致的也只能是不一致的结果了。退一步说，战争双方的伤亡统计数据不一致，这其实是军战史常识。不要只戴着显微镜盯着狼牙山，不妨换上望远镜去瞅瞅古今中外的战史，就会发现，作战双方对同一次战事伤亡数据统计结果往往不同，完全一致的情况极为少见。萝卜：挖了？吃了？ 《细节》引述葛振林的回忆说：“刚才忙着打仗不觉得累，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个人拔个吃着……”《细节》抓住当事人大段回忆中的一鳞半爪，如获至宝，无限遐想，把“挖萝卜”事件提升到八路军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葛振林早在1957年就留下如上口述，此后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人觉得八路军打日军没饭吃没水喝时，挖几个散种的萝卜吃有多严重的问题。可到了《细节》这里，就成了八路军不顾群众纪律了。网友“令狐锋之一剑飘红”说：“作为一个狼牙山下长大的人，我知道先人为了抗战的奉献到了悲壮的地步，萝卜算什么？狼牙山的萝卜也成了某些人给五壮士泼脏水的‘武器’，真是有点吹毛求疵了——这样的人居然是媒体人，汗颜!我感到确实是别有用心!”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人去狼牙山实地察访过，得到的情况是：“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黑历史”的“黑手法”《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日本人怎么说《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来源：《解放军报 》2016年03月30日）

李方祥《毛泽东选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的历史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理论成果，其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错误估量时局的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发表时不要提他的名字，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做了一些修改并以现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篇重要著作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前不久，有人却提出“历史证明林彪‘不相信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意见是正确的。‘革命高潮’并没有像毛泽东所说‘迅速到来’，一年之内也没有夺取江西。‘星星之火’并没有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在江西迅速‘燎原’，四年后红军不得不离开江西，开始长征”。至于林彪要求中央正式发表时不要提及他的名字，则“是为了保全毛泽东的面子”。该论调言下之意就是毛泽东错批林彪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革命高潮做了不切实际的估计。那么，毛泽东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判断是否科学，他所说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和“一年之内争取江西”究竟具体是指什么？“争取江西”是1929年3月20日在长汀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下来的红军的行动方针。当时，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矛盾激化、大战在即。毛泽东和前委经过分析，认为应当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一带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前委向中央和福建省委报告了红军的这一战略计划和行动方针。4月3日，红四军收到中央2月7日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称为“二月来信”）。“二月来信”对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做了比较悲观的估计，认为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朱毛在部队中目标过大，指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二月来信”虽然肯定了农村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5日，毛泽东执笔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对中央“二月来信”提出不同意见，不同意红四军分兵行动，同时结合井冈山斗争和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战斗经验，对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做了科学的判断，认为“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这个判断不是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而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一方面，蒋桂两派军阀即将爆发混战的政治形势为红四军开辟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赣浙闽三省与湘粤两省相比较，敌军军力最弱，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正是充分考虑到这些有利革命的因素，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同时，这封信还进一步提出红四军下一步的具体行动，“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争取江西”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所特指，这就是他反复考虑酝酿的在赣南、闽西一带利用有利时机和有利条件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在红四军内部却有部分同志（例如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对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可能表示怀疑，他们希望在粤赣边界区域进行流动游击，不赞成在游击区域建立和巩固根据地。5月18日在瑞金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根据闽西特委提供的龙岩驻军陈国辉部主力入粤参战的准确情报，毛泽东果断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再次入闽，创造工农武装割据。但是，对革命高潮的怀疑经过一二次批评显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之下，尤其是当红军面临围剿、处境艰险之际，如果只看到表面现象而缺乏科学分析，就无法看清革命的前途和道路。尽管在4月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已经确定了在赣南闽西二十余县开展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但是古田会议召开之际红四军再一次面临着闽粤赣三省“会剿”的危机，红军是否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创建和巩固根据地还是仅流动游击作战，由于林彪致毛泽东的新年贺信而再次提出来。从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当时所怀疑的“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以及“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就是指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这个行动计划。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就指明林彪的思想症结所在：“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此外，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还大篇幅引用了1929年4月5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关于争取江西的计划即转战赣南闽西的具体内容。这些材料都直接印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说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争取江西”实际上就是指利用有利时机和条件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这一军事计划。事实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写后一年多时间即1931年秋冬，红军挫败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使赣西南和闽西两大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基本上实现了毛泽东关于“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争取江西”的预见和计划。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讲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并不是说明天就要到来，而是指要经过正确的斗争和争取，经过科学地把握有利时机才能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写于1930年1月初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革命高潮的分析和预见恰恰充分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和独具慧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之中。遗憾的是，当时的“左”倾中央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并没有抓住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有利时机，却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在福建“反蒋事变”发生后采取“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一个可能到来的革命高潮被断送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到，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新变化，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推动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至于有的人以红军丢掉中央苏区被迫长征和战略转移来否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性，指责毛泽东对革命高潮判断的失误，只要略有党史基本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这是当时“左”倾中央的错误造成的，把它栽赃到毛泽东身上岂非荒唐可笑？从否定毛泽东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现象，我们看到有的人所谓的“学术研究”，其科学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他们根本没有认真研读《毛泽东选集》，不好好地研究历史，不充分地占有历史文献，就轻率地发表违背历史事实的结论，甚至以此来贬损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果，这实际上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警惕。（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25日）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早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位于江西吉安、泰和、兴国、吉水、永丰五县之交，面积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人。陈毅曾诗称东固为“东井冈”。 　　本期《党的文献》刊登的《前委来信（摘要）》，是1929年4月13日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江西于都以四军前委名义，写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一封指示信。该信对东固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给予了称赞和肯定，是研究东固根据地和井冈山根据地后期斗争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背景是：1929年1月中旬朱毛红军下山后，一路很不顺利，红四军的两个团遭到赣敌李文彬旅、刘士毅旅的围追堵截，原定“围魏救赵”、解井冈之危的战略构想已无法实现。红四军在危难中进抵东固，于2月18日与江西红军二、四团会师，休整一星期。“东固会师”后，红四军首次入闽，喜获长岭寨大胜，3月20日前委在汀州决策以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武装割据，开创中央苏区。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前委扩大会议上向中央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4月11日又在于都联席会议上制定了实施这一计划的行动措施，4月13日即给湘赣边特委写了上述指示信。当日，红五军军长彭德怀携带此信从于都重返井冈山。 　　这封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有三： 　　一是充分肯定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斗争经验。毛泽东说，“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东固“秘密割据”的政权形态是“必要”的，“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了群众而不致失掉群众”；只要不失掉群众，可以坚守“秘密割据”，而不一定要公开打出“苏维埃政权”的牌子。 　　二是力倡东固“飘忽不定”的战术和“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毛泽东认为红二、四团的兵力相当于红四军的三十一团，“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消灭了许多靖卫团，打败过三十六旅的七十二团”；指示湘赣边界特委“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要像东固那样，“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三是决定了湘赣边界红军游击武装的整合、改编：将红五军和袁文才、王佐部队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司令员王佐），湘赣边界宁冈、永新、桂东、酃县等11县赤卫队合编为红四军第六纵队（司令员贺国中）；“五、六两纵队，边界军委指挥之，彭德怀为书记，属于前委”。 　　5月2日，彭德怀持此信回到茨坪，率部收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这封《前委来信》的主要意图和重要作用，就在于介绍和推荐东固革命斗争经验，指导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开展边界游击斗争。 　　毛泽东对东固革命根据地极为关注，赞赏有加，一以贯之。除当事人回忆录外，见诸文献记载的就有五次： 　　第一次是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则已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会合”，“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之政策”。这是首肯东固经验。第二次是1929年4月13日，即本文所述指示信。第三次是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称赞红二、四团的领导体制是“绝对的党领导”，“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简直是惭愧万分”。第四次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第二次《给林彪的信》，称赞东固革命根据地为“李文林式”，与“朱毛式、贺龙式、方志敏式”并列为四种根据地“模式”。第五次是1936年6月毛泽东在保安同斯诺谈话时说，东固、兴国等地的苏维埃运动和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 　　“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素有“李文林式”、“东井冈”之称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之所以在毛泽东的心中挥之不去、时时念及，与东固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最早崛起和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密切相关的。毛泽东1929年4月13日写给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从未见到过原文和全文，仅是湘赣边特委当年6月6日写给中共江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述了其中一大段，报告中有一句话：“同时前委致特委的一封信，指明边界工作应改变方式之理由颇痛切。”根据前委指示，边界特委召开了二届四次执委扩大会，传达了毛泽东指示信。因为没有见过指示信全文，这给后人研究那一段历史带来很大遗憾。 2006年，在编写《东井冈革命史概要》初稿时，笔者意外地从《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发现，毛泽东1929年4月13日从于都城写给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应该有全文，年谱摘录了其中从未公开的一段话：“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这反映了毛泽东战略和策略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中央文献出版社三编室主任李庆田同志的帮助下，笔者与年谱撰稿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黄允升联系上了，他告知说指示信一定有全文，原件就存在中央档案馆。经过一番周折，中央档案馆于2007年11月向我们提供了此指示信的全文和仿真件。2007年底在黄允升同志的推荐下，指示信的打印件送交给了《党的文献》主编、著名学者陈晋手上，他批给了副主编孙东升，经编委会研究并报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党的文献》2008年第二期第一次公开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4·13《前委来信》，还刊发了江西省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余伯流教授的文章：《毛泽东称赞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一份重要文献》。于是，这一尘封了近八十年的毛泽东重要文献，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将为井冈山、东固山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提供一份极其宝贵的文献史料。

　　　　　　　　　　　　　（摘自《平凡而伟大》邵华主编长城出版社 ）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责任编辑：袁海晓

井冈山《共产儿童读本》八本全套井冈山《共产儿童读本——苏维埃政权》1934年 井冈山《共产儿童读本》第一本 井冈山《共产儿童读本》内页插图 收藏、整理井冈山时期的革命历史文献难度极大，这主要是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苏维埃根据地在白色恐怖下“片纸无存”，收藏难度极高，更别说全套收藏。北京秦杰集30年心血，收藏八本全套《共产儿童读本》（1934年苏区兴国县教育部翻印），肖向荣（将军）序，徐特立校改。这是迄今发现的有明确年款（封面，1934年2月、6月）、经在世红军将领（肖向荣将军<1910～1976>）指认无疑的稀见珍贵红色史料。本次全套上拍，底价3万元，估价6——8万元。 八本井冈山《共产儿童读本》小32开，土纸，线装，分别是：《共产儿童读本（第一册）》、《苏维埃政权》、《地理常识》、《农业常识》、《理化常识》、《常识概要》、《国文》、《国文教学法》。其中油印六册、石印两册，封面上印有苏区兴国县教育部翻印，其中有两册封面印有1934年2月、1934年6月的明确年款。 井冈山土地革命不仅要在广大的农村进行深入的土地分配运动，从根本上解决有史以来种地人没有耕地的社会问题，真正让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作主；同时还肩负着进行文化变革的使命，把知识和人的尊严还给农民。开展群众性扫盲运动，普及农民教育，反迷信教育，开办学校是根据地教育部门和红军政治宣传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1932年5月，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找到时任闽粤赣省永定县委书记的肖向荣谈话，告诉他：“根据聂荣臻同志的提议，苏区中央局决定调你到红一军团工作。”肖向荣接受党的安排，告别工作和生活了22年的广东，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一员。参加红军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秘书长兼军委直属队总支书记，红1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部长等要职。１９３２年８～９月，江西境内兴国、会昌等１４县共有夜校３，２９８所，学生５２，２９２人。兴国县夜校学生１５，７４４人，妇女就有１０，７５２人，占６９％。识字班（组）则是专为那些年龄较大、劳动、工作较忙离校址过远或有小孩拖累，不能入夜校学习的成年男子举办的。每组少则３人，多则１０人，组长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一般由多少识几个字的人来担任。凡是参加识字班（组）的人，统一规定每人识字３，０００个，就算脱盲。兴国县区教育部门翻印红军儿童教材帮助大家识字。如在实施教育过程中宣传破除迷信，中央苏区的《共产儿童读本》（肖向荣序）写道：“木菩萨怕火，泥菩萨怕水，纸菩萨又怕火又怕水。菩萨，菩萨，你有什么灵呢？有口不会说，有手不会做，有足不会走，有耳有眼不会听看。菩萨，菩萨，你有什么用呢？”这些教育都从浅显的道理入手，帮助人们自觉破除迷信，这是听取了徐特立同志的建议后改进的（见《共产儿童读本（第一册）》肖向荣序）。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苏区青少年的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工农学校”几乎遍布苏区的每一个县、区、乡、村。1934年10月，红军撤出井冈山根据开始长征。白军对苏维埃根据地实行长达十多年的白色恐怖，造成许多“无人村”，井冈山革命文献“片纸无存”。 1974年，曾从江西井冈山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战士胡韧绶（江西兴国籍）通过北京十一学校余慎副校长（肖向荣中将夫人）出示此八本全套《共产儿童读本》（1934年苏区兴国县教育部翻印，随胡韧绶同志一同长征至延安）请肖向荣将军过目。指认无疑。现在的收藏者于1990年接任胡韧绶同志的党委领导职务，与胡韧绶有望年之交。胡韧绶同志1991年通过交换将此珍籍转至收藏家收藏。 八本全套《共产儿童读本》（1934年苏区兴国县教育部翻印）原件印刷用纸粗糙，已发黑变厚，背面有明显的纸墨油印、石印特征，墨色力透纸背，属早期印刷件无疑；第一、第四册上有明显的暗红阴透局部，属与其他红色织物相互阴染的痕迹，自然、毫无造作。周边已残破不全，文字部分八件都较完整。出于慎重，曾邀中国军事史专家宋晓军先生一同鉴定。依据革命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馆藏品（残三册）原貌，判断其印刷、书写特征，就藏品第1、第14页上相关作者姓名、文献内容和痕迹判断确属七、八十年前笔墨特征；原件印刷用纸有明显的井岗山地区竹纸特征，墨色较坚实，属早期印刷件无疑；第1页、第17页上有明显的残破局部，纸边破痕老旧，氧化痕迹自然、衰变特征突显。中国军事史专家宋晓军先生探讨此八件真品无疑。另一种《现代史料》，1934年，1-3集共3册，是最早介绍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传记的文献。 　　此八本全套《共产儿童读本》（1934年苏区兴国县教育部翻印）已于4月27日在北京德宝拍卖公司春拍“红色收藏专场拍卖（藏书50组，134件）”中首次亮相。并以3万元成交。责任编辑：袁海晓文章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作者：秦杰

毛泽东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在他的遗物中，留下很多各地招待所开给他交钱交粮的发票、收据，正是他外巡期间身体力行不搞特殊化的铁证。　　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1965年5月29日开出00006482号发票，上面写着：首长伙食费，7天，每天2。5元，合计17。50元；00006484号发票上写着：首长交粮票23斤；收款人为雷良钊。这就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交钱交粮的收据。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住进了井冈山宾馆一楼115房间。在此之前，负责毛泽东这次外巡工作的汪东兴、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先来宾馆打了招呼，他们交待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的工作人员说：首长来井冈山，在宾馆食宿，一切得按规定办。江西省委办公厅负责人找到井冈山宾馆管理员，具体交代说：“在宾馆食宿，食品专由你采购，每天按两元伍角的伙食标准，素菜中要有辣椒、小豌豆、竹笋、豆豉之类；再准备些猪肉、鳝鱼、泥鳅、猪油渣之类的荤菜；菜要新鲜，随时都要准备好，拿得出。”管理员心里明白了好几分，他频频点头，并立即带领宾馆职工紧张地忙碌起来。当他准备就绪时，毛泽东乘坐的吉姆车开进了茨坪。　　茨坪宾馆座落在青松翠竹之中，刚刚落成不久，显得格外干净、舒适。毛泽东走进115房间，工作人员招呼他坐下，稍稍休息。环顾四周，他脸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笑容，说：“这可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上山一千多里走了半个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还是机械化好。”　　一会，通知开餐。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井冈山人那种高兴劲，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他们想：第一餐饭，我们一定得使毛主席满意。考虑到首长长途跋涉，肯定疲劳不堪。于是他们在桌上摆上了茅台酒、香烟、苹果及丰富菜肴。汪东兴发现后，立即找到管理员，说：“首长每餐四菜一汤，每天两元伍角伙食费标准，一路上都没喝酒，你们快将烟、酒、水果都收进去吧。”结果，餐桌上只有四个小碟盛菜，一个瓷碗装汤。厨师把饭菜做好了，由服务员用竹篮子将装有菜、汤的小碟、瓷碗送过去，等他吃光又将小碟、瓷碗提回厨房。　　午休后，往东兴前往毛泽东住处，问他休息怎样，对饭菜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说：“可以。休息也好。这里现在的气候适宜，不冷不热。”还问随行人员休息得好不好。　　以后几天毛泽东叫随行人员外出参观，自己留在宾馆审批文件。饭前饭后，经常由汪东兴、张平化、刘俊秀等陪着外出散步。一次他兴致勃勃，一口气讲了当年井冈山红军的来历与组成情况后，深情地说：“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回忆起38年前的这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38年啊！”　　又有一天，毛泽东外出散步，望着崇山峻岭他停止了脚步又讲了起来：“井冈山是座好山，地形条件好，群众基础好。当时我们在井冈山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说到这里，他突然转过脸问井冈山陪同：“井冈山现在还产红米么？”毛泽东在中南海，一直常吃红米、红薯、芋头、玉米棒等，可到井冈山来了，还未见到给他吃红米饭哩。“有，有！”陪同答应着。　　“去年您吃的红米都是从江西买去的。”汪东兴插话。第二天，毛泽东的饭桌上又多了一碗红米饭。　　毛泽东虽然身居井冈山，但工作仍十分紧张。他叫汪东兴与党中央、周总理时刻保持联系，告诉他们他在井冈山平安无恙，如有重要文件，可派飞机送南昌后转送井冈山。以后，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来电、来信，批阅文件，还要阅读大量书报，常常忙到深夜。　　5月29日，井冈山天空万里无云，地上欢声雷动。毛泽东神采奕奕，健步来到井冈山宾馆餐厅大门前，先接见了老红军， 老赤卫队员和井冈山管理局的党政军中层以上干部及宁冈县委成员，同他们合影留念。接着，毛泽东走向欢呼的群众，他不断地向人们招手、鼓掌，笑容满面地和他们在一起。　　故地重游，毛泽东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三首新词，以表达对井冈山的怀念与赞美之情。　　离开茨坪前，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带着钱和粮票走进了宾馆会计室，找会计雷良钊结算伙食帐。这个当了6年会计、业务拔尖的年轻人这下难住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钱、粮。他说： 38年前，毛主席在我们井冈山吃红米饭、南瓜汤，为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故地重游，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关怀。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他老人家，仅仅严格按你们的规定为他作点普通饭菜，才十几块钱，叫我们怎么忍心收下？管理员承认雷会计说的句句在理，但他仍然耐心地解释说：“首长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有严格的约法和开支规定，这是纪律，我必须遵守。这约法中写着：　　“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　　“严格认真地执行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中五条指示。不得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托你们为首长做饭菜，钱、粮票必须付清，请你收下吧。”　　雷会计还是摇着头。　　管理员又说：“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前几年，他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随他外出巡视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东西，后来我们在院内整风时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毛主席知道被揭露的事实后，非常气愤，不顾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随后，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近2万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你说，我能不交清钱、粮离开井冈山吗？”　　听着管理员的这番话，雷良钊还能说什么呢，他噙着热泪，开出了前面所提的两张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