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祥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井冈山343600） [摘要]习近平三上井冈山三论井冈山精神。一上井冈，论浙江经济发展需结合井冈精神，敢闯新路，强化前列意识；二上井冈，论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力量，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就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和时代力量；三上井冈，论穿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在实现“四个全面”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习近平；三论；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魂牵梦萦的故乡；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定信仰，汲取力量的沃土。时光变迁，岁月流逝近90载的今天，“井冈山”这三个字依然能够掷地有声，响彻华夏大地。它缘于启蒙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探索；缘于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缘于为新中国奠定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土地革命建设的坚实基础。所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井冈山充满了敬仰和怀念之情，并以自己的理解对深邃而丰富的井冈山精神加以诠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如此，他对井冈山精神的深刻领悟，对井冈山人民的深情厚意，和对老区建设的拳拳之心具体就体现在他三上井冈，三论井冈山精神之中。 一上井冈，论浙江发展需结合井冈山精神 200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当时因中央实施宏观调控后，浙江经济曾一度陷入“生产缺电、建设缺钱、招商缺地”的困境，在荆棘密布的改革道路上，习近平积极调研，在上任后的9个月时间先后在69个县市区进行调研。此后的几年中，他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采取“倒逼机制”，通过拉动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大需求，制定出让浙江在经济上与上海一争高低的“八八战略”，使浙江的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保持逐年上升趋势。但浙江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许多方面如社会治安、失业和社会保障、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让浙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发展，因此他通过“法治浙江”纯净政坛，要求领导干部做到“权为民用”达到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 为了全面教育各级党政干部，加快浙江经济社会发展，2006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于3月29日在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柱，省委副书记、省长黄智权，吉安市委常委、井冈山管理局党工委书记、井冈山市委书记吴敏等人的陪同下，带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开始了在井冈山的瞻仰学习活动。在井冈山烈士陵园、黄洋界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考察时他怀着崇敬之心，认真聆听解说，重温先烈们的光辉业绩，感悟光荣伟大的井冈山精神。 在学习考察中，习近平指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用井冈山精神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推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各项工作，加快浙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把先辈们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瞻仰学习中他深情地说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锻造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成为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井冈山的干部群众创造了许多成功的作法和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要把弘扬浙江精神与学习井冈山精神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浙江精神的与时俱进，为加快浙江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1] 这是习近平同志首次登临井冈山，并公开论述井冈山精神。从习近平同志的深情讲述中，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三层要义： 第一，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锻造的。 井冈山斗争时期，最壮怀激越的就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领导、指挥下，同仇敌忾，英勇不屈，同反动军队进行殊死搏斗。为了表明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决心，红军指战员们在脖颈上都系有红带子，取名“牺牲带”。“为主义而牺牲”，这是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崇高境界，同时也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奉献精神！在短短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时期，井冈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红色政权的巩固，他们倾其所有，奉献出自己的粮食、财产，以至宝贵的生命。”这就是井冈山精神中最撼人魄的“无私的奉献”精神，在这种精神的烛照下，无论是广大红军将士，还是广大地方干部、人民群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抱着坚强决心，同敌人作坚决斗争，从而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深情地说，为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他希望大家“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茅坪参观时语重心长地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江泽民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末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时，写了“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的题词，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指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无私奉献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随着社会的变革，当今许多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嬗变，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井冈山精神始终是激励全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二，井冈山的许多成功的作法和经验，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通过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和倡议，并发出弘扬井冈山精神的伟大号召。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并辐射出一种无形的光辉和卓绝的道德人格力量，成为一代代建设者、拓荒者的精神动力。比如：以艰苦创业为本体的大庆精神，以无私奉献为核心的雷锋精神，以顽强拼搏为特征的亚运精神，以开拓创新为基调的张家港精神，以密切联系群众为灵魂的孔繁森精神，等等，都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源于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源于一切为了人民解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源于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的爱国情怀。而这一切的总源头都是我党最早培育的井冈山精神。“为有源头活水来”，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总源头，在革命和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涌现的种种革命精神，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都闪烁着井冈山精神的光辉。 然而，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的自由度大多了。少数党员干部挡不住物质及灯红酒绿等的诱惑，井冈山精神忘了。头脑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错误思想抬头，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等丑恶现象重新滋生蔓延，污染社会。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发扬井冈山传统。井冈山精神所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今天的时代氛围与物质条件跟井冈山时期比是大不相同了，但理想信念仍然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无私奉献精神仍然是我们的道德规范，艰苦奋斗仍然是我们不可缺的传家宝。只要我们保持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精神状态，就能永葆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就能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 就井冈山精神发祥地的井冈山其本身的经济发展而言，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井冈山精神的激励鼓励下，井冈山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财政总收入逐年大幅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尤其是旅游知名度空前提升，旅游经济屡创新高。而随着井冈山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长足进步，主要还得益于，井冈山充分发挥红绿交相辉映的资源优势，紧扣"红色摇篮、绿色家园"这个主题，围绕将井冈山打造成为“圣洁、纯净、精美、和谐、震撼、大气”的“中国红色旅游首选地”和“观光度假休闲胜地”的发展定位，充分调动全山上下的积极性，高举红色旗帜，做足绿色文章，彰显家园魅力，展现“五彩井冈”，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让人民群众能够得到实打实的“红利”，让习近平同志感觉特别震撼，因而，他在考察期间，从心底自然而然地发出了“井冈山的干部群众创造了许多成功的作法和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赞叹，这既源于他的战略眼光，也源于他的高瞻远瞩。重要的是，他对井冈山有深厚的情结，并为他此后二上、三上井冈打下了弥足珍贵的感情基础。 第三，要把弘扬浙江精神与学习井冈山精神结合起来，为加快浙江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何为“浙江精神”？“浙江精神”有哪些特点？时为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精辟分析为：“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浙江精神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2] 正出于对“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的深层理解，习近平同志不仅感受到了中国革命的精神和传统是中国建设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浙江的发展需要井冈山精神的底蕴。因为井冈山精神正是诞生于中国革命进入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毛泽东、朱德等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井冈山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此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从这里才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和胜利。正如他今年2月在井冈山视察时所说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同时，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也从此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信仰信念、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不惧风雨，敢闯新路，穿越惊涛骇浪，甘洒热血写春秋。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精神力量正是浙江在全面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所需要的，井冈山精神将为浙江乃至全国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现实的借鉴意义和精神支柱的作用。浙江只有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结合起来，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做时代的“弄潮儿”。 事实证明，习近平的这种思路引领着浙江的发展走出了困境。浙江改革始终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中推进，这是井冈山“实事求是闯新路”精神的具体体现。这些年来，浙江省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动摇、不停步，不懈怠、不折腾，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一贯到底，认真续写“八八战略”这篇大文章,推动浙江各项事业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中科院《2013科学发展报告》显示，浙江GDP发展质量指数居全国第2位。[3] 二上井冈，论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力量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10月13日至1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再次登临赣鄱大地。 10月14日习近平第二次来到井冈山。和第一次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上井冈山时相比，这次的他更多了一份从容和对井冈山精神更深邃的理解和思索。在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新雄，吉安市市长曾庆红，井冈山管理局局长、井冈山市市长梅黎明等人的陪同下，他缓步登上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大厅敬献了花篮、花圈，表达了对革命先烈深切的追思。他包含深情地说：“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我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我们要把继承优良传统和坚持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解放思想和尊重执政党建设规律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党的建设中的新问题，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建工作的水平。”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他认真了解井冈山斗争史，不时地停留在照片、文物前，久久驻足，仔细端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探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培育的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同时还对我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浴血奋战的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的诸多革命精神，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内涵进行讨论和诠释，并且指出，这些精神是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在茨坪毛泽东同志旧居内，他与纳鞋底、打草鞋的老人家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收入；向从事红色旅游事情景再现的当地群众询问当地特产茶叶、香菇、笋干的销售情况，鼓励他们一定要继承井冈山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要把井冈山精神发扬光大，与时俱进。” 在山期间习近平还视察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就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弘扬井冈山精神和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同师生进行了座谈。习近平指出：“你们利用井冈山及周边地区独特而丰富的教学资源，大力开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积极探索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方法、方式，努力把井冈山这个革命摇篮变成了一个现场教学的大课堂。”[4]习近平对近几年来井冈山的红色培训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当习近平第二次来到井冈山视察，脚迈进田间地头，目光投向人民群众时，他脑海中的井冈山精神所具备的时代价值就是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井冈山精神中蕴含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而制定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军民齐心协力，硬是靠着肩扛背驮将30万斤的粮食运上井冈山；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会剿”保住革命根据地，全民参战配合红军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最后取得的以少胜多的黄洋界保卫战。这些凝重的历史都充分体现了当时我们的党、红军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亲情的关系。在他看来，只有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才是今天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时代力量，只有像井冈山时期那样始终把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执政为民，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才能构筑反腐倡廉的大厦。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关心着革命老区，牢记着我党的优良传统，这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思想，使我们党不断从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和走过的艰难历程中吸取着精神的养料。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历史学习。习近平同志更是善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进行治党治国理政，他经常引述历史、分析历史、总结历史，并不断号召大家从中吸取正能量。2014年6月25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正是这段饱含着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党史和国史，蕴含着我党丰富的治党治国理政的艰辛探索、成功实践和深层规律，我们党也正是从不断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一步步走向成熟，并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三上井冈，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2016年2月2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农历猴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江西，来到井冈山，深入乡村、企业、学校、社区、革命根据地纪念场馆调研考察，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和驻赣部队，送来了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给江西人民以巨大的鼓舞。这是十年之内习近平同志第三次上井冈山。 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深情回顾井冈山斗争的光辉历程，对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进行了系统全面和高度精确的评价。习近平强调，“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5]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革命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思想，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同时，井冈山的斗争也给我们留下了最为宝贵的财富——井冈山精神。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井冈山精神走过近90年的风雨岁月，历久弥新。井冈山精神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不受时间所限，能够穿越时空，在不同的时代都能放射出新的光芒。在中华民族崭新的历史纪元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三上井冈山，重温井冈山斗争的光辉历史，重提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是对历史的深入思考，是对未来的自信展望。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反腐倡廉进入深水区、精准扶贫进入冲刺期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再提井冈山精神，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结合时代的使命，对如何率领全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科学回答。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井冈山坚定执着追理想的精神。 习近平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也是共产党人立身、处世、干事的精神支柱。80多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在有些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之际，毛泽东同志以一位伟大革命家的胆魄和大无畏精神，在茅坪八角楼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全面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述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作出了坚决的回答，坚定了大家对革命必胜的信心，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虽然也有一些人悲观失望甚至叛变投敌，但更多的共产党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信念，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近5万名革命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的就是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他们奉献青春和生命的执着追求，最终换来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凝聚的红色基因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了革命胜利和祖国建设而努力拼搏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正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二）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需要井冈山实事求是闯新路的精神。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1927年10月，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全国各地按照苏俄模式举行的武装暴动纷纷遭致失利的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同志毅然将革命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根据中国的国情，经过艰辛探索，最终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人民富起来，让国家强起来，同样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结果，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由此，也更增强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不是固定不变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变了，发展理念就自然要随之而变。如果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发展理念就会失去引领性，甚至会对发展行动产生不利影响。历史告诉我们，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崛起、一个国家梦想成真的关键性先导力量，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决定性因素。革命如此，建设和改革也如此，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敢于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善于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面对深化改革的硬骨头，面对发展中的突出短板，每一名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地弘扬井冈山实事求是闯新路的精神，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在实践中迎难而上、奋发有为，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新胜利。只有继续发扬闯的精神、创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善于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才能使我国处于关键历史期的各领域改革全面推向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事业才能继往开来、薪火相传、与时俱进，中华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坚定反腐倡廉，需要井冈山艰苦奋斗攻难关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不但要应对国民党军队频繁的军事进攻，同时也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物资条件匮乏的局面，但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红米南瓜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靠的就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井冈山物质生活极其清苦的时期，红军战士在艰苦的井冈山岁月，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思想更加统一，信念更加坚定，作战更加勇敢，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现在我们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艰苦奋斗的本色永远不能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井冈山精神就是要保持戒奢戒侈、戒骄戒躁，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不丢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不丢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历史告诫我们，没有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就不可能有永远摧不垮、打不烂的民族精神 。越是胜利、成功、顺利和安逸的时候，越要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头脑清醒。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优良传统和传家宝。中国共产党靠艰苦奋斗起家，也只有全体共产党人不忘艰苦奋斗的传统和精神，保持艰苦奋斗本色，不丢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不丢廉洁奉公的高尚操守，逢事想在前面、干在实处，关键时刻坚决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壮大，才能永远保持我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井冈山依靠群众求胜利的精神。 依靠群众是井冈山斗争坚持和发展的重要法宝。井冈山时期我党在这里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始终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基本原则，把分散的民众转化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党、红军和群众始终保持着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密切联系，筑成了一道军民共同对敌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中国化的新篇章。 群众路线彰显着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也是共产党人最宝贵的政治品格。“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要战胜这些困难，只有一心为了群众，全力依靠群众，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才能赢得群众信任，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努力提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发扬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传统，依靠群众汇聚起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才能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崇高的精神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不受时间、空间所限，是能够穿越时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坚定理想信念、秉承实事求是、传承艰苦奋斗、坚持服务群众。正如今天每一位来井冈山学习培训的共产党员们在对照80多年前同样身为共产党员的那群革命志士，他们坚定不移、英勇无畏、无私忘我的一幕幕鲜活事例总是会让他们热泪盈眶，心潮澎湃，让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跨越时空的力量就是一种传承的力量，也是不可磨灭的红色基因在血脉中的延续。这是凝聚起今天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的井冈山精神，更是是在不同的时代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的井冈山精神。 习近平三上井冈，三论井冈山精神正是要号召所有的党员干部要将这块红土地上沉淀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永远的铭记和弘扬，要以史为镜，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员干部的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正如他在江西看望广大干部群众时指出：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把理想信念作为照亮前路的灯、把准航向的舵，转化为对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对本职工作的不懈进取、对高尚情操的笃定坚持、对艰难险阻的勇于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三论井冈山精神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我们坚定信念，砥砺前行的巨大动力。我们一定要把光荣的井冈山精神宣传好、传承好，以实际行动回报习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和亲切关怀，让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在实现“四个全面”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促进浙江又快又好发展[N].浙江日报，2006-06-12. [2]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N].浙江日报，2006-02-05. [3]“八八战略”在浙江的生动实践[N].浙江日报，2014-12-25. [4]习近平在江西调研考察纪实：在科学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N].江西日报，2008-10-17. [5]东风送暖入赣鄱——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在江西看望慰问干部群众纪实[N].江西日报，2016-02-04. Xi jinping, three of the spirit - Liu Yuxiang (the jinggangshan revolution museum, jinggangshan jiangxi 343600 China ) Abstract:Xi jinping, three on three of the spirit of the jinggang mountains. Jinggang, on the theory of zhejia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jinggang spirit, aggressive new road, strengthen leading consciousness; 2 on jinggang, theory of era of jinggangshan spirit power, close contact and services to the masses, everything for the masses, all rely on the masses is our party's biggest political power and time; Three jinggang, theory of jinggangshan spirit through tim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w era, the firm insists persistent chase ideal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to the new road by relying on the masses, the arduous struggle against difficulties, strives for the victory, let the spirit of jinggangshan across space and time in the "comprehensive" four goal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play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dream. key words:Xi jinping. The three; Jinggangshan spirit [作者简介]刘宇祥，男，江西莲花人。1963年5月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与井冈山精神。 联系电话：0796－6558816 13807966878

作者：王天丹（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作为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当时整风运动也在军队开展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抗战初期，人民军队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和违背游击战战略方针、不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等政治、军事上的错误倾向，给党和军队带来损失。通过在军队开展整风运动，消除了错误思想，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取得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从苏联回到延安的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主张，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还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谈话和文章，在军队和根据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不良影响。王明等主张对国民党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给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打压和日军的重兵进攻下，敌后抗战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下降到5000万人以下，生产遭到破坏，财政经济极度困难。1942年6月16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对全军的整风工作做出了部署。军队中的整风具体做法是分系统来进行，主要分为军委直属（以下简称军直）系统、边区系统部队及高级干部系统来开展。军直系统参加整风学习的有1830人，以现任工作和文化水准为标准，将所有参加学习的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编为193个小组，其中高级干部79人，列入甲类。军直系统学习热情很高，将整风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结合起来。通过整风达到了改进工作作风、讲政治、抓成效的目标，有力推进了军队各项工作的开展。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边区的部队展开了普遍的整风运动。大致可分为动员准备阶段、普遍开展阶段、检查总结阶段和深入提高阶段。通过整风，边区部队提高了党性，加强了服从党的领导的自觉性，特别是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还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也在大会上做了讲话。通过整风，使边区部队基本上克服了军阀主义思想残余和官僚主义作风，实现了党政军团结统一的良好局面。1943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在大后方工作的领导人和各根据地的军队领导、将领调回延安集中参加整风学习。从1943年8月起，聂荣臻、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高级将领集中到延安统一参加整风学习。延安部队的整风运动，使高级干部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政治思想和军事路线都是正确的，统一了思想，取得了重要成绩。通过整风运动，使我军思想作风转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通过整风运动，肃清了错误思想的影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政治地位，使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通过整风，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和其他错误倾向的干扰和危害，提高了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干部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正确性的认识，提高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威信和地位。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使全党全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达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军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是正确路线的认识也成定局，朱德在七大会议上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的军事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它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整风运动，落实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抗战以来，随着各个根据地的发展和部队的壮大，个别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甚至出现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组织、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为此，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明确规定，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该《决定》要求，“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边区部队在整风运动中，下决心转变自身的形象，解决存在的问题，搞好与党政民的关系，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运动，将整风运动推向深入，主要包括：大生产运动、“双拥”运动（即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尊干爱兵运动和大练兵运动等。这些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其做法经验被批转全军和各根据地执行，对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整风运动，形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区所属部队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1944年，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起草的重要历史文件，系统地总结了陕甘宁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阐述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指出，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是军队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保证。肯定边区部队“一年时间，在边区部队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194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学习散发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将该《报告》与“古田决议”并提，要求全军“根据古田决议”及该报告，用以检讨错误缺点，发扬优良成绩、达到改造政治工作的目的。该文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并把它作为建军和处理军党关系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加以明确，此后又多次下发全军学习。经过整风，提高了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消除了王明错误思想和其他错误倾向的干扰和危害。增强了党性，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高了军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改进了部队的思想作风，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方略不能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治建军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新形势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要紧紧扭住政治建军不放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22日11版）

井冈山精神浓缩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凝聚为当代系列精神的本源。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历来极为重视井冈山精神。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语重心长地说“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1972年，邓小平视察井冈山，深情地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1989年，江泽民来到井冈山，郑重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一直非常关注和重视井冈山精神。胡总书记先后三次上井冈山，四次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谈论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以及如何弘扬井冈山精神，弘扬井冈山精神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与价值取向。　　199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第一次上井冈山，提出井冈山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并首次论述了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积淀，是革命战争年代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的凝聚，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与道德情操的集中体现。强调发扬井冈山精神尤其要弘扬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　　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再次来到井冈山，指出“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并论述了弘扬井冈山精神的基本原则：“当年我们党带领人民搞革命需要大力发扬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党带领人民搞建设同样需要大力发扬井冈山精神。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成为激励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2007年7月26日，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前夕，胡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二次集体学习，强调说明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培育了井冈山精神，并论述了井冈山精神的深层次要义：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2009年1月24日至25日，胡总书记指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井冈山精神”，并论述了弘扬井冈山精神以应对挑战、共克时艰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始终忠于理想、坚定信念，勇于应对挑战、战胜困难，矢志励精图治、艰苦创业，使井冈山精神始终成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胡总书记“四论”井冈山精神，既同根相连、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与时俱进。　　胡总书记“四论”井冈山精神各有不同点。第一次着重提出了井冈山精神内涵的“三要点”：弘扬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矢志不移、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第二次着重强调了弘扬井冈山精神要把握“三结合”：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第三次着重论述了弘扬井冈山精神目的是增强“三意识”：形势越好越要增强忧患意识，执政越久越要增强公仆意识，条件越优越要增强节俭意识。第四次着重论述了弘扬井冈山精神要立足“促三保”：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胡总书记“四论”井冈山精神都有共同点。即在不同的时间段、从不同的层面论述了井冈山精神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坚定信仰、坚持理想、矢志不移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与时俱进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依靠群众、服务人民、自觉奉献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励精图治是井冈山精神的根本。弘扬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就是要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与信念，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始终坚持艰苦奋斗、自觉奉献。我们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侈浪费，坚决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真正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 胡总书记对井冈山精神的“四论”，关系深密、影响深远，道理深透，意义深刻，值得我们很好地体味、认真地领会、切实地贯彻、全面地落实，牢记井冈山精神，传承井冈山精神，光大井冈山精神。 （整理/李少文）

八十年前，在中国南部江西宁冈县砻市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朱毛会师（亦称砻市会师、井冈山会师）。越过风云激荡的历史时空，“朱毛会师”这一特别用语，一直成为崇高的、充满含金量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光辉名词，闪现在官方和民间的政治生活与日常语汇中。虽然“文革”时期她曾一度被蒙上阴影，但拂去阴霾，她又以更加闪光、亮丽的身姿出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在纪念“朱毛会师”八十周年的时光里，回顾和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人们应如何以新的视野评价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呢？本文将对此问题作一解读，商于学界同仁。 　　朱毛会师的伟大壮举，举起了中国革命低潮中一面坚持斗争、鲜艳夺目的大旗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跌入谷底。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余人，正如《布尔什维克》所指出的，那时“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 　　大革命失败的阴霾笼罩，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使得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战友的尸体中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着。 　　在继续战斗的共产党人群体中，有两个伟人。他们高举革命旗帜，历尽艰难困苦，意志坚定地带领着两支起义后失败的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涌动、汇聚，随后快速发展壮大。这两个伟人，就是毛泽东、朱德。 　　毛泽东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革命低潮的危难中受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全权领导湘赣边秋收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引兵井冈，点燃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朱德在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撤守三河坝，带领南昌起义余部游击闽粤赣边境，在陈毅协助下，经过“赣南三整”后，领导发动了湖南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挺进，成为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又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8年4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朱、毛两位巨人在龙江书院亲切会见，随即畅谈“文星阁”，商议建军和中国革命大计。时年，毛泽东35岁，朱德42岁。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一个湖南汉子，一个四川汉子，双龙聚首龙江畔，联袂雄踞井冈山，演绎出中国革命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从此，中国革命举起了新的旗帜，开始走出谷底。 　　史学界称袁文才、王佐为“井冈双雄”，笔者以为，这只能就本地域而言。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朱德、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井冈双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双雄”。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重要史实问题，就是朱毛会师的时间问题。传统的说法是依据回忆录确定的1928年4月28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发现此说与史实不符，否定了这一说法，提出了三个“新说”：一是“4月上旬说”（张国琦），二是“4月中旬说”（陈伙成），三是“4月24日前后说”（中央文献室）。我和陈钢合著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包括2007年修订新版）一书中审慎采用的是第三说，即1928年4月24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会师日，除了不仅是认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的口径外，经我们考证，主要依据是两个历史文献资料：一是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央的信》写道：“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会合。”二是国民党追剿部队第十三军第二师周参谋长梗酉电称：“职协同第八军一部于漾日（23日）收复酃城，朱毛残部数千窜赣西。”上述正反两则文献表明，江西省委于4月25日即向中央报告朱毛两部确已“会合”，可肯定在25日前会师；国民党追剿部队报告朱毛部已于4月23日撤离酃县接龙桥战斗，从酃县接龙桥到宁冈砻市，一日可到。据此大体可判断确定：朱毛会师在4月24日。当然，如有新的史料披露，会师的准确时间还是可以讨论的。 　　朱毛会师，意义非凡。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朱毛会师高举起一面坚持斗争、雄踞井冈的鲜艳夺目的大旗，给全国民众树立了对革命的信仰，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 　　粟裕同志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写道：“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朱毛会师后的军事大捷，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咏诵“朱毛会师”的诗句。 　　朱德部上山前，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已在井冈山苦心经营半年之久，取得了新城战斗（第一次击破赣敌“进剿”）等重大胜利，创建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朱德所说的“五破围攻”的军事胜利，特别是著名的“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都发生在朱毛会师之后的四个月内。这五次大胜是： 　　首战五斗江。朱毛会师后，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却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朱毛两军刚一会师，赣敌闻讯，想夺首功。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七十九团、八十一团，于4月底从永新开拔，从七溪岭、拿山、五斗江迂回侧击，合围宁冈。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巧妙部署，设定包围圈，溃敌于五斗江，并乘胜追击，一占永新。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城致信中央报告：“追击毛部之杨如轩部，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部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此役“缴枪三百支”，敌溃逃吉安，红军第二次击破赣敌“进剿”。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毛部”、“朱部”的战绩。 　　二战草市坳。红军攻占永新城后，蒋介石急令湘赣两省国军“加紧剿匪，不得有误。”江西国民党省府主席朱培德命令杨如轩率全师从吉安返攻永新，加调王均第七师一个团、杨池生第九师一个团，合围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率部主动撤离永新，避敌锋芒，退回根据地中心宁冈，随即奔袭高陇，设伏草市坳黑栋山，于5月19日获大胜。是役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师部，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伤敌师长杨如轩，缴获山炮、迫击炮9门和大批枪支弹药及20余担银洋，红军第三次击破赣敌“进剿”，乘胜二占永新。 　　三战龙源口。同年6月底，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重振旗鼓，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率九师三个团，加上惨败的杨如轩二十七师的两个团，共五团之众，从吉安进攻永新。红四军退至宁冈，部署迎敌方略。6月23日这一天，大雾迷漫，红四军和边界农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袁文才等领导下，在新、老七溪岭激战一日后，于龙源口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红军乘胜三占永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永新困敌。1928年7月下旬，在湖南省委“左”倾错误的指令下，红军大队（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兵败郴州。井冈山根据地内的军事实力只剩下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蒋介石下令湘敌吴尚第八军、赣敌王均第三军、金汉鼎部、胡文斗第六军共计11个团，协同“会剿”井冈山。毛泽东、何挺颖、朱云卿等领导、组织红三十一团和永新万余群众，以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内及附近30里地内达25天之久。永新困敌遏制了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奇观。 　　黄洋界保卫战。红军大队在湘南遭受“八月失败”后，湘赣敌军趁红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奉命调集7个团，通电合谋，“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当湘敌吴尚部3个团、赣敌王均部1个团进逼井冈山时，红军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在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等领导下，发动群众构筑五道防线，凭险抵抗，于8月30日打败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击破了湘赣敌人的第二次“会剿”，又一次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奇观。毛泽东称此役为“边界名战之一”，吟就了《西江月·井冈山》的著名词篇。 　　由此可见，朱毛会师后，在短短四个月内，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永新、黄洋界战斗的胜利，五次击破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大大地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井冈山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并得到了巩固发展。这是毛泽东、朱德的军事领导才干和指挥艺术的杰作。 　　朱毛会师后的红色劲旅，构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的根基 　　朱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亦称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红四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根”、基石、源头。 　　从红四军发展到红一军团，再发展到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此期间，朱、毛红军尤为突出的贡献是，铸造了我军听党指挥、党指挥枪的军魂。这是我军“根基”的精髓所在，灵魂所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和不朽军魂。 　　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的铸造，起源于南昌，初铸于三湾，形成于古田，定型于延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日臻完备的历史过程。 　　南昌起源。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也是我军军魂的发源地。南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军魂的根基是军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何谈军魂的存在？而且，在南昌起义的全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受党中央之托，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起义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为起义军的坚强领导核心。参加起义的军队，大都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起义军主要军事将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都是坚决“听党指挥”的，这一点在非党人士、总指挥贺龙身上尤为突出。党的领导中枢中共前敌委员会不仅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暴动决策，确保南昌起义的如期实施，而且在起义胜利前后制定颁布了各种政纲、政策，阐释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工农的政治主张。以前委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是南昌起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部队南下广东浴血奋战的重要保证。南昌起义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倾向、“听党指挥”的武装集团，这就为人民军队军魂的铸造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朱德又毅然率部转战，经“赣南三整”整顿了党的组织，确立了党的领导，最后挺进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踏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 　　三湾初铸。毛泽东在引兵井冈后，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体制上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军魂由此得以明确。正如亲自参加改编的赖毅将军在《三湾改编前后》中所说：“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由于支部设在连上，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里的核心和堡垒。”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军魂初铸的标志。 　　古田形成。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经历了一场有关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纷争，一度产生过“分权主义”，削弱了党的领导。毛泽东还在“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落选。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鼎力支持及其“九月来信”的影响下，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岗位，重掌军中“帅印”，并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成功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党和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建党路线和建军纲领。我军党领导军队、党指挥枪的军魂框架由此正式形成。 　　延安定型。长征途中，当红一、红四方面军达维会师后，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马（时朱毛中央红军仅一万余人），兵强马壮，拥兵自重，屡屡向中央伸手要权，甚至以武力要挟，另立中央，与朱毛红军分道扬镳。张国焘的错误做法，对“党指挥枪”提出严峻挑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枪指挥党”的错误，在1938年11月6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断，正确处理了个人兵权与党领导军队的关系，使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得以确立，从而完成了我军军魂的铸造，至今相传不变。 　　从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汀州整编（成立红一军团）——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三军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在“党指挥枪”军魂原则指引下，走过了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和锤炼，终于成为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朱毛会师后的理论创新，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基础 　　朱毛会师后，在“四月至七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中，毛泽东、朱德等及时总结经验，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其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是“十六字诀”、“七项政策”和红色政权理论。 　　“十六字诀”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原则，是两军会师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作了理论上的总概括。 　　“十六字诀”的形成和提出有一个过程。它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和提出的。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时，毛泽东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就是我们的战术。”1928年1月攻打遂川时，毛泽东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秘诀”。1928年5月五斗江战斗、6月龙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总结战斗经验时，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有当时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的历史报告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为据。 　　“十六字诀”的形成，也蕴含了朱德的游击战争经验。朱德1944年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讲话时曾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毛会师后，朱德在指挥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重大战斗中，实际上都运用了含有“十六字诀”要素的游击战术。 　　“十六字诀”的实际形成是1928年朱毛会师后的五、六月间，但正式进行理论概括、见诸文字是朱毛红军下山以后。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写作《前委致中央的信》时，总结了井冈山时期以来的游击战争经验，明确提出： 　　“我们三年来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记载了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红军14条游击战术，诸如“红军不攻坚”、“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不明敌情，绝不作战”、“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出敌不意歼灭之”、“不打硬仗，不能有十分把握的仗就不打”、“敌人若进攻我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埋伏得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等等。这些战术都是对“十六字诀”的丰富和发展，陈毅称这套战术为“四军的法宝”。 　　党中央和周恩来在1930年1月15日的《中央军事通讯》上发表了陈毅的上述报告，向各地红军推介朱毛红军的经验，并在“按语”上赞扬道：朱毛红军的经验“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的。”此后，朱毛红军的经验传遍全国苏区和红军。 　　“七项政策”是朱毛会师后5月到10月间形成的边界党的领导经验的总结，见诸于文字是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写道： 　　“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上述“七项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是在总结四月朱毛会师后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边界5月党的“一大”上提出的。这“七项政策”基本上概括了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的要点，也是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内核。随后，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提出了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形成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石。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理论的历史条件、主要内涵的同时，还论述了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前途，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伟大构想。他指出： 　　“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可见，毛泽东当年身在井冈山，就胸怀全中国，萌生和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雄心大志和科学预见。中国革命从井冈山到天安门的22年历史巨变，雄辩地揭示和印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伟大真理。 　　朱毛会师的历史影响，还辉映着井冈山道路和井冈山精神形成发展的征程。可以说，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道路的开创；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精神的孕育。这方面的历史影响和精神感召，本文就不展开论证了。 　　总之，朱毛会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鼎盛发展新阶段的转折点，是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实现突破性进展的里程碑。 (责任编辑:袁海晓 来源:党史文苑 作者:余伯流)

—、概念与特征 关于红色精神我们要从基本的词义和特定的历史含义进行理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精”是指提炼出来的精华，“神”的一种解释是指能力、德行高超的人死后的精灵。“精神”一词合起来有多种解释，比如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宗旨；主要意义；活跃；有生气。但是讲红色精神的时候应该是“表现出来的活力”。红色精神指的是红色事件或红色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活力。由于任何红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都离不开红色人物，因此红色精神的主体应该是红色人物。红色人物应该是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中能力、德行高超的人物，它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总的说来，红色精神是红色人物的个体或群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饿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超人的活力，它的作用是鼓舞人们奋发向上，为正义事业不断努力。 红色精神有四个特征，第一，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要经过一个考验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用天和月来度量，而是要用年、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一个世纪度量；第二，它的主体是能力、品质超人的个体或群体，他们的精神风范是多数人学习的榜样；第三，红色精神不是孤立的，它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实践；第四，红色精神的基本作用是鼓舞人们为正义事业不懈努力。它引导人们努力的方向与人类发展的主流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将长期用来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二、提炼概括与传播 继承、创新、吸纳是红色精神保持活力的最进本的动力和源泉。红色精神与中华民族长期生衍生息留存下来的民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比如爱国、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畏强暴、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等等，有的情况下，这种继承表现的特别突出，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抗战精神，第一条就是爱国。在继承的前提下，创新也是红色精神的一个特点，如果没有精神上的创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红色精神不排斥国外的先进文化和精神，白求恩精神的确立就是红色精神吸纳外来国际主义精神的一个例证。 红色精神的提炼概括要经过一个较长的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红色精神的作用需要时间来验证，人们对红色精神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因此对一些具体历史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的提炼和概括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比如井冈山精神，长期以来大家都在讲井冈山精神不能丢，但是井冈山精神的具体内容作何解释，一直到江泽民同志到井冈山，对井冈山精神作出概括，人们的认识才得以统一。其他如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有这样的经历。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红色精神的突出代表。 各地在发展红色旅游过程中特别注意红色精神的提炼，这是发展红色旅游过程中特重要的一个内容。红色旅游的所在地都凝聚着一种精神，正是有了这些精神，共产党领导人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今天发展红色旅游，最根本的一点是学习和发扬红色精神。我们的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任务，当时的斗争环境也不一样，这就形成了有不同时代特征的红色精神，但这些红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精神有一个共同点即艰苦奋斗。江泽民同志是这样总结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井冈山精神最显著的特征是：“坚定信念”。历史地看，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长征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乐于吃苦，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长征精神最显著的特点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最显著的特点是艰苦奋斗，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疑是井冈山时期和长中表现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的革命精神发展而来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同时也是自尊、自立、自强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容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依靠群众，为民创业和守业。西柏坡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凝聚和体现着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永不停顿的建功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是这一精神的主题，其显著特点是“戒骄戒躁”。 总的看来，四大精神的提出简略了具体的时间和过程，抓住了事件的本质。井冈山精神是红色精神的源头，奠定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基础。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对井冈山精神的弘扬、丰富和发展。这当中，如果说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代表，那么，西柏坡精神则是延安精神的继续发展。它们共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中国革命史的主旋律和时代主题。建国以后，党领导人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向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奋进，期间又形成了大庆精神、大寨精、红旗渠精神以及1998年的抗洪精神等等，这些都是红色精神的延续。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系列的红色精神，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发展红色旅游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已有的红色精神，还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赋予其新内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总结和提炼新的革命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时俱进，不断用新的、时代需要的红色精神鼓舞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完成红色旅游赋予的光荣使命。 红色精神的传播受到党的各级机关的重视。战争年代，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口口相传、报刊、电台等是主要形式，建国以后，报刊、电台、影视、戏剧等多种形式对同一红色精神的传播起到了段时间、大范围、快速度的作用，使得红色精神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鼓舞干部群众的强大精神动力。进入新世纪，网络又成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渠道。 三、红色精神种种 全国红色精神有许多种，以下是近年来得到社会各界认同的，主要的有古田会议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98抗洪精神、临沂红嫂精神、嘉兴南湖红船精神、红旗渠精神、129师精神、四川万源精神、重庆红岩精神、杨靖宇精神、刘胡兰精神、抗战谨慎、抗大精神、抗联精神、新四军精神、鲁迅精神、二七精神、百色精神、一二一精神、一二九精神、新疆建设兵团精神、南泥湾精神、王杰精神、白求恩精神、佳木斯精神、西路军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红色精神可以简单的分类为，坚定信念类，如井冈山精神、红岩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类，如长征精神；爱国类，如抗战精神；爱党类，如刘胡兰精神；勤政为民类，如孔繁森精神等等。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各地的红色精神太多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中国革命建设和实践是丰富多彩的，涌现出来的典型和英雄人物有不同的意义；中国区域广大，人口众多，群众的认识水平不一样，弘扬不同层面的红色精神可以针对不同的群体，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因此宣传不同的红色精神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提炼和宣传，不要没有根据的拔高和无限扩大。（责任编辑：袁海晓 来源：中红网 作者：聂晓民）

　　井冈山斗争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次非常伟大而又艰难曲折的光辉战斗历程，井冈山斗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理论实践意义。而湘南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它与井冈山的斗争历史密不可分。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壮大了革命的武装力量，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湘南起义 　　1927年10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穿山西进”，在湘粤赣边游击，在此期间，领导了可与“三湾改编”妣美的“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并与范石生建立了秘密统战关系，以期养精蓄锐，东山再起。不久，东窗事发，蒋介石得悉范石生收编朱德部消息，严令范石生消灭朱德部。范石生念及同学的情深，派人暗中通知朱德，请其迅速离开另谋出路。朱德接信后，准备率部参加广州起义，但因敌方鼎英部的阻隔，未能如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又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朱德原是滇军的优秀指挥员。早在1918年至1919年间，朱德就有“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的战略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与毛泽东同志的“上山”思想不谋而合。他有在中越边境与土匪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有用游击战术对付旧军阀的作战经验。而且，他又到德国、苏联深造学习游击战争。应该说，他是我党最早提出和运用游击战术的军事家。他得知湘南的情况后，果断决定带领部队进入湘南，开展湘南的革命斗争，并与湘南的同志一起策划湘南起义。 　　1928年1月12日，朱德部利用胡少海“少爷”的公开身份，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0团的旗号，开进宜章县城，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朱德部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31日，工农革命军利用坪石的有利地形，发动群众，大败许克祥6个团的兵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朱德说：“我们军队起来就靠那一次战斗。”坪石战斗，极大地振奋了湘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推动了湘南起义的发展。坪石大捷后，工农革命军又相继攻克了郴县、永兴、资兴、桂东、耒阳等县城，帮助组建了三个师和二个独立团，并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插牌分田运动，革命浪潮波及到二十余县，湘南起义进入高潮。 　　1928年3月，湘粤两省敌军7个师向湘南进攻，为避免硬战，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保存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有生力量，朱德果断决定率领部队退出湘南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的4月28日，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部胜利会师。 　　二、井冈山斗争 　　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沿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向湘南转移，开始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进军。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整顿了工农革命军，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历经千辛万苦，克服种种困难，到达了井冈山的中心——茨坪。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它象一把冲天的火炬，照亮了处于反动派黑暗统治下的中国夜空。 　　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他指责边界“烧杀太少，行动太右”，误传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部队被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导致边界斗争的“三月失败”，这是井冈山斗争的一个低潮时期。4月28日，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建设在宁冈龙市和毛泽东带领的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毛会师保存了当时我党领导的一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四、五纵队冲破敌人的重重阻截，到达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 1929年1月，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带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敌人进入井冈山后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井冈山上到处是残垣断壁，尸骨遍野。民房全部被烧毁，被杀人员不计其数。随后，红四军决定不回井冈山，继续前往赣南进行游击战争，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边界的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意义。”22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于燃遍了全中国，它的意义得到了完全的证实。 　　三、湘南起义与井冈山斗争二者之间的关系 　　1、湘南起义壮大了井冈山斗争的武装割据 　　湘南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1928年3月，李唐战争结束，反动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湘粤军阀集中了七个师的兵力向湘南进攻。当时，湖南省委提出：把湘粤大道两侧各十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掉，不让敌人在湘粤大道上停脚，占领湘南。湖南省委的这一错误主张，搞得人心惶惶，广大干部和农民的思想十分混乱。敌人的进攻未能打破。3月底，湘南暴动遭受严重挫折。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果断地决定撤出湘南，向井冈山转移。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导致湘南割据没能坚持下来，正如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所说：“湘南暴动之时，正好军阀白崇禧和唐生智之间发生战争，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有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湘南。” 　　此时，湘赣边界的斗争正处于低潮时期。遵照湖南省委的意见，毛泽东以师长的名义与何挺颖一起带着部队前往湘南，支援湘南起义。在酃县，毛泽东同志发现湘东醴陵、萍乡、浏阳一带的形势发展很好，就想打开酃县、茶陵、桂东的局面，将湘东与湘南的革命斗争连成一片，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湘南特委代表周鲁的同意。 　　在桂东，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向湘赣边界转移的消息，决定兵分两路插入湘南，迎接湘南起义部队。4月上旬，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第二团在资兴与湘南农军第七师会合，随即南下滁口阻击了向郴州进攻的粤军，转而退往资兴，与陈毅带领的湘南农军和党政机关人员会合。在资兴彭公庙，湘南特委召开会议，研究上井冈山问题，特委负责人执意不愿上井冈山，带着特委机关人员离开部队，往南转移，结果在安仁、耒阳边界上全部被敌人抓住，惨遭杀害。陈毅、何长工则率领部队到酃县沔渡与朱德部会合。 　　4月6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寒岭界击溃土匪何其朗部。次日，又在汝城击溃土匪胡凤璋部，接着转战资兴，在龙溪洞会合了肖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和黄沙、梅田区党政工作人员。第一团与独立营继续东进，在酃县水口与胡少海带领的宜章农军第三师会合，随后，又在酃县与郴州第七师会合。在酃县的接龙桥，毛泽东、张子清指挥一团，将尾追湘南农军的敌军击溃。接龙桥战斗后，毛泽东率部到达酃县的十都。此时朱德在沔渡得知毛泽东率部驻扎在十都的消息后，心中异常欣喜，连夜赶往十都。在十都，毛泽东、朱德两位伟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首次会面了，实现了两位巨人的第一次握手，随后，他们商定了会师的有关事宜。朱德返回沔渡后，即与陈毅率部先行回到了宁冈砻市。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也率部班师回营，实现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部队得到了壮大和发展，1928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提到：“到了4月，朱部2000余人，湘南农军8000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300人。”共计11600多人，2000余支枪。 　　朱毛两军胜利会师，“确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的决心。”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壮大了井冈山斗争的武装力量，红四军迅速粉碎了湘赣敌军的第一次反革命“会剿”，“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井冈山的斗争进入全盛时期，面积7200平方公里，人口达五十余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革命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2、朱德与毛泽东两部密切联系，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力量 　　湘南起义，是由朱德、陈毅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军和中共湘南特委在湘南地区共同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中央、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的领导下，在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的毛泽东部与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军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朱毛及朱毛两部的联系是何时开始的呢？主要有以下内容： 　　⑴、1927年10月上旬，毛泽东在酃县十都派何长工到长沙等地去找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的情况，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何长工经过一路的辛苦奔波，最后终于在广东犁铺头找到了朱德部，并将毛泽东部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的情况，详细地向朱德、陈毅作了汇报。这应该是朱毛两支部队的第一次联系。 　　⑵、1927年10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遭到敌人的袭击，张子清率领的第三营与毛泽东部失去联系，转战到上犹鹅形一带活动。不久，在上堡和正在那里整训的朱德部取得了联系，朱德又一次详细地询问了毛泽东部的情况。 　　⑶、得到毛泽东部的确切消息后，朱德即派毛泽覃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联络。11月中旬，毛泽覃到达井冈山，向毛泽东介绍了朱德部队活动的情况。 　　⑷、对于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之间的联系，中央、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也起了重要作用。在1927年12月下旬，中共曾两次写信给朱德部队：“你们d（的）军队如确实到达湖南的桂东，桂阳地方，你们d（的）工作对象，便应从这几个县分计划起，据我们所知道d（的）在桂东d（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d（的）农军驻扎，不知道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从这些武力造成割据d（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朱德和毛泽东部之间的联络，完全符合中央的意图。而且信中还要求朱德部队如无法联络到毛泽东部，则在湘南与当地党组织计划，发动群众举行起义。 　　总之，朱德、毛泽东两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力量,为朱毛两军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相互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朱毛两军的胜利会师打下了基础。　　3、湘南起义为井冈山斗争积累了许多学习与借鉴的经验 　　湘南起义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与湘南地方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统一行动的一次武装起义，因为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动起来，进而取得胜利。武装起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是湘南起义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湘南暴动后，部队很快在建党、建军、建政及土地革命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尝试工作，加强和恢复了党的组织，先后帮助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扩大了红军，组建了地方武装，打击了封建豪绅势力，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湘南暴动，既有先进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这支部队上井冈山后，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带上井冈山，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土地革命建设提供了蓝本。 　　湘南起义是有许多经验值得井冈山学习和借鉴的：⑴、武装起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是湘南起义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能在那么大的地区，发动那么多的群众，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⑵、湘南暴动在建党、建军、建政及土地革命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尝试，加强和恢复了党的组织；先后帮助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发展了武装力量；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⑶、湘南暴动也有不少教训，主要是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支部队上井冈山后，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带上井冈山，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4、湘南起义对井冈山的斗争有着重大历史意义 　　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这是一项伟大的战略转移，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终形成，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创，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⑴、湘南暴动牵制了湘粤两省的敌军，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因为湘南暴动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湘粤敌军的视线，减轻了来自西北面对井冈山的军事压力，使工农革命军可以放手在井冈山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⑵、湘南暴动为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积蓄了武装力量，这支万余人的革命队伍浩浩荡荡奔向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当时我党独立领导的一支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为井冈山取得各次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 　　⑶、湘南的插牌分田运动，为井冈山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井冈山根据地内广泛深入开展的土地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直接吸取了湘南插牌分田运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井冈山土地法》的诞生起了奠基作用。 　　⑷、湘南起义还为井冈山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干部。湘南起义聚集、锻炼、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他们跟随朱德、陈毅奔赴井冈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骨干，其中有许多人分别担任了党、政、军的领导职务。 　　湘南起义对井冈山的斗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对巩固、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所起重大作用来看，它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它的历史光辉是永不熄灭的。 　　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重大武装暴动。这次暴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在中心区域的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县就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工农武装发展到三个师和两个独立团，并发动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组织了地方武装。这次暴动极大的鼓舞了湖南乃至广东、江西人民的革命热情，沉重的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进一步坚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起义失利后，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安全撤退，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后，，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责任编辑：袁海晓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曾宪文、周见美）

　　朱德的一生，见证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四分之三的历史。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富强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反蒋独裁内战的二十二年艰苦斗争中，他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德在早年受到新学教育时就向往着民主共和，崇拜现代科学。1909年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跟随南方共和派青年领袖蔡锷领导的滇军，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感到中国又“回到军阀的封建主义时期，前景十分暗淡”。[1]P4因此，“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1]P2朱德在德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即决心“归国后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1]P92从此，他开始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一、探索创建工农民主政权的途径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联合共产党进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在实行这个方针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又是非常复杂的，绝非一个正确方向的确定所能解决。武装起义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怎样保存并逐步壮大武装起义的力量，怎样进行土地革命，这些都是在一系列武装起义过程中党已经面临且需要解决的问题。年轻而没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始进行了探索。从南昌起义到湘南起义再到上井冈山，朱德从实践方面对这个探索做出了贡献。 　　（一）领导震惊湘粤两省的湘南起义 　　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中央在8月3日颁布的《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起义暴动大纲》中，就提出争取在湘粤两省建立革命政权。8月上旬，也曾设想在湘南地区举行起义，以配合广东夺取城市的斗争。同年12月，广州起义后，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依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的局面。”“特别是湘南应立刻割据起来，使之变成海陆丰第二”。[1]P671中央同时派人送信给朱德（一说没有送到），告诉他在湘赣边界有“毛泽东带领的农军驻扎”，“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2]P253 　　1927年12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辗转跋涉到达湘南汝城时，即配合湘南特委进行湘南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领导湘南起义期间，朱德将在云南讲武堂和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在滇越边界平息战乱以及护国、靖国战争中，特别是南昌起义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运用于实际，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智取宜章，打出革命红旗，协助地方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占领郴县，使何健部队五个连弃城而逃，震动整个湘南。1928年2月17日，在数千农军配合下，又攻占耒阳县城。一周后，白崇禧命令第十九军李宜煊部“进剿”工农革命军。朱德釆取主动撤离县城，转移到山丘连绵、森林茂密的山区打伏击战的办法，经过激战，再次夺回县城。3月中旬，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党的历史上较早的地区性苏维埃政权——湘南苏维埃政府。 　　领导湘南起义，是朱德在党的领导下探索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始。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湘南起义“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才得以生存和发展。”[3]P126武装起义军队同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是湘南起义取得很大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曾经参与政权的建立，但那是国共合作建立的政权，而且事实上国民党在政权中占据主要成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国共两党处于分裂状况，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政权建立的进程。这个进程的突出特点，就是“非单纯依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工农民众（主要是农民）既是建立政权的基本力量，又是构成政权的主体成分。湘南起义鲜明地体现出这个特点。“非单纯依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是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的努力在于把中央的指示变成实际行动。这种实践努力，对于逐步形成和丰富党对政权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湘南割据最终没能坚持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当时的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湘粤两省军阀根据南京政府的旨意，用七个师的兵力对湘南实行南北夹击，工农革命军无力坚持。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造成的。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正为“左”倾盲动主义所统治，对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党的政策都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决策，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不能不贯彻。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讲的很清楚：“湘南暴动之时，正好军阀白崇禧和唐生智之间发生战争，形势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有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湘南。”[3]P398 　　（二）朱毛共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3月底，朱德、陈毅决定避开强敌进攻，向井冈山地区转移，以保存力量。4月，实现了有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6月，中共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从此开始了朱毛共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两军会师后，朱毛决定依托井冈山地区的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利用湘赣两省敌军的矛盾，不断打破其对红军的“进剿”，以宁冈为中心，逐步建立起对全党有影响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要创建工农政权，没有武装斗争，没有军事的胜利，工农政权就不可能建立和发展。朱德率领红四军经过五斗江、草市坳、永新城战斗，粉碎了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二、第三次“进剿”，又经过七溪岭、龙源口战斗，击破了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进剿”。这些战斗使根据地的政权、红军和赤卫队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人们往往是吃一堑，长一智。经过湘南“八月失败”，朱德对在中国寻求建立工农政权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在重回井冈山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向赣南、闽西进军、寻求在更大范围建立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坚定地同毛泽东一起不断地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探索工农民主政权如何巩固和发展的途径。例如，1930年，红军在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后，“彭德怀曾主张继续进攻，而朱德则反对，他主张撤退到苏区，以便加强军队”。[4]P395说明朱德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认为此时红军虽有较大的发展，也不应再去冒险地进攻长沙，主张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1930年前后，毛泽东逐步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想时，朱德即以他亲自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从如何建设好红军、保障军事斗争胜利的角度，支持和丰富了这一思想。他在1931年著文《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中，阐述“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而要建立起工农政权，除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外，还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3]P2因为只有巩固的根据地不断扩大，才能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如果说湘南起义的方针主要还来自于中央指示，那么，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红色政权理论和政策，就不能不说带有极大的创造性了。 　　在听命于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共中央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脱离中国实际，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七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朱德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创建工农民主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全国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朱德合力探索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重大贡献。这个政权与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拥有广泛的工农民众基础。前者依赖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少数财团和拥有数量不等的军队的军阀，以及外国在华势力，而后者依靠工农民众（主要是人口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所以，就经济力和军力来说，前者虽然占有优势；但是就人力来说，后者远远超过前者。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新军阀政权并不愿意真正解决国民的民权、民生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赋予工农民众各种权利。工农民众（主要是农民）成为党领导的革命的直接和主要力量。尽管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强行推动苏维埃运动的错误指导，最终导致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不得不走上长征路。然而，中国的工农政权竟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顽强地奋斗下来，探索了创建工农民主政权的途径，积累了经验和教训，谱写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伟大篇章。 　　二、为抗战胜利、建设民主政权的奋斗 　　七七事变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经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让步，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38年3月，国民党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纲领总则中规定：“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5]P9 　　（一）真正实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红军主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七七事变前，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朱德获得一个坐下来读书、思考问题的时间。如他自己所说：“由保安到延安，这几个月可以说是平生最进步的一个时期，收集了所有的经验教训，看了书，集合起很多中国的问题来看中国革命的发展就更明显。”[1]P190为什么他说是“生平最进歩的一个时期”，我认为他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考虑了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问题,他的理性思维得到了升华，抛弃了过去的爱恨情仇，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从他在中央高层会议的发言和文章中可以清晣地看出他当时的思路：团结和推动国民党军队坚决抗战；要实现全民抗战，必须实现民主，改善人民生活。 　　早在1937年5月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就指出：“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对于友军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短短的几句话，既指出了党中央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又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政治任务和方针政策，即大敌当前，过去的敌人今天成为友军，要推动友军共同抗战；对各阶层群众，不要搞关门主义，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他还指出过去中央在军队工作中的两个教训：“一个是大革命时代的教训，只做上层工作；一个是大革命以后，只做下层工作，破坏工作。现在，我们要打入进去，上层、下层都要做工作，不做破坏工作，只准备进行争取。”[6]P393他根据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广泛发动群众的重要性。他说：“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很久，战线必定会很宽”，因此，必须动员和组织广大的预备军，“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6]P392-394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作战》一文中指出：“动员民众，武装民众，这是胜利最必要的条件。民为邦本，民众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因此要与民众更密切地联合起来。” 　　在军事战略方面，朱德较早地指出了游击战在将来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他说：“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最要紧的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6]P393“游击战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它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敌人。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因此应当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3]P31 　　抗日的条件下，强调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当然同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有关。同日军的武器装备、技术条件比起来，中国军队显然处于弱势。在当时的情境下，中国要把弱势转变为优势，根本途径是最广泛地动员人力资源。 　　如何才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朱德早在1937年4月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就强调指出：“首先应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否则一切全是空的”，“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6]P393现在国民党提出以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作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准绳，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欢迎的。毛泽东当时就指出：“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7]P259 　　实现民主制度，本来就是朱德自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同盟会以来所不懈追求的。1927年以后，蒋介石继承了历代统治者的衣钵，以“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论调，继续实行独裁统治，广大工农群众依然生活在没有民主权利的痛苦之中。日军全面侵华后，国民党宣布了对日作战，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与中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再次参与了国民党为主的政权。但是，在广泛动员民众、切实保障民权、真正实行民主方面，国民党缺乏诚意，甚至依旧维持专制独裁制度，国内政治状况没有改善。朱德强调实行三民主义特别是实现民主制度，既反映最广泛地动员民众抗日的现实需要，更体现出中国结束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基本诉求。 　　三民主义及其民主制度的实现，关键在于政权。就中共来说，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权问题，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有很大不同，一是中共本身的力量比前两个时期壮大了，在全国性政权中具有了以往不能比拟的分量；二是中共拥有了完全由自己掌握又被国民党承认的地域性政权。在全国性政权中争取民主，在地域性政权里实施民主，成为中共抗日时期政权建设的双重任务。这两个方面都是朱德的关注点。 　　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权主义。朱德早在1922年的一封信中就曾表露过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厌恶。他说，早年参加同盟会时，“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1]P66直到如今，国民党的当权者并未真正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指出：“许多人现在高谈孙中山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却背叛了它。孙中山的真正信徒是永远不会惧怕民主的。”[8]P119朱德在1937年7月就申明：红军的“职志是抗日救国，是彻底的为民族解放，是实现真正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9]P17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是朱德一生的追求。 　 　　1937年7月，朱德开赴华北前线，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实行对日作战。在领导华北抗战三年的艰苦斗争中，他在领导八路军主要以游击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出色地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贯彻“抗战建国纲领”。当抗日战争进行两周年时，朱德一方面指出：中国的胜利“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同时他进一步强调：“我相信依靠着中华民族更进一步的团结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我相信依靠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真正实现，是能达到这目的的。”“当他走完这段艰难的途程的时候，他将以独立自由幸福的共和国之面目而出现于世界。”[9]P92-95 　　（二）为在华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倾注心血 　　如果说实现三民主义和民主制度，对全国性政权而言还是一种要求和呼吁的话，那么，对中共领导的地域性政权来说，则已经成为一种实践。毛泽东说过，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相一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赞成它，而且实行它。朱德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建立民主政权所做的努力，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就占领了晋察冀三省的铁道线、工业中心、军事重地。为保持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创建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于1937年11月就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并任命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军分区的推动下，于1938年1月召开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临时政府。 　　边区临时政府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括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民族人士，其“实际内容是贯彻抗日与真正民主”。[10]P4临时政府要担负起改善人民生活，保障民主权利，肃清汉奸政权，统一财政经济等任务，争取持久抗战的胜利。 　　边区临时政府成立后，于1938年2月就公布了调剂群众利益，改善人民生活的《减租减息条例》。3月，公布了《村镇公所组织法暨区长、村长、镇长、闾邻长选举法》，实行了普遍的民主选举，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朱德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谈到华北一年多抗战取得胜利的经验时，第一条他就指出：“主要是忠实执行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主要条件。”“我们用根据地和游击队使敌人消耗和消灭”，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报告最后他说：“只有一切力量配合起来，把日本鬼子驱逐出去，创造我们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才能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10]P71-72 　　由于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在抗日与民主建设方面都搞得比较好，1938年10月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主席团在《致晋察冀边区电》中表扬说，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10]P76边区成为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是同朱德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同月13日，彭真在《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一文中，首先就指出：边区的成绩是在朱德、彭德怀等的领导下取得的。 　　1939年3月12日，朱德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尽管这个任命“真实意图，是要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晋绥境内，不让它在河北发展。”[6]P471同时也可以说明，国民党不能不承认朱德在华北领导抗战方面的业绩。而这样的业绩的取得，和朱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是分不开的。 　　1940年5月朱德被调回到延安后再也没有回到华北前线。同年6月，朱德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对华北抗战的经验作了系统总结。朱德指出：“八路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基本力量，没有这个最进步的，与民众有鱼水关系的军队，没的一个强大的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是绝不可能的。”坚持华北的抗战是有严重困难的。我们是运用什么办法克服困难的呢？他总结6条基本经验，即：1.坚决执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总理遗嘱。2.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消灭汉奸。3.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政府机构，使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和国家大事。4.改善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在抗战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调剂各阶级的关系。5.武装人民，自儿童至老头，都有武装抗日的自由和责任，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6.在战略上基本是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关于创建根据地，他还进一步指出：“建立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恢复了国土，树立抗日政权，打击和瓦解了汉奸傀儡政权。这些根据地有：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成为敌后坚持抗战的堡垒”。 　　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贯穿了三民主义。无论对日斗争还是根据地建设，不管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华北敌后都把三民主义的理念化作了具体政策。尤其在政权建设方面，还政于民，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如朱德所说：“在各抗日根据地中实行了民主政治，把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真正用到了敌后方，给予了民众抗日的民主权利与自由，民众不但自选村、区、县长、专员，且在冀南还民选了行政公署主任。”[9]P110-111华北民众最广泛地投入抗日斗争，华北根据地“成为敌后坚持抗战的堡垒”，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朱德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真实思想的阐述，是他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共和国而奋斗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里说的发展，主要指朱德在实施三民主义方面的实践和政策主张。三民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域里，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同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 　　三、反对独裁专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在国共合作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援，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面对拥有一亿以上人口的十九块革命根据地，一百多万正规部队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理应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还政于民。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战后的政权问题重新变得复杂而尖锐。一方面，广大国民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渴求和平，反对内战，热盼民主，反对独裁；另一方面，国民党明里空喊和平口号、暗中准备反共战争，顽固坚持独裁专制。中共一方面适应国民要求，做出极大努力，争取和平民主，争取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切实实现民主政治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不得不准备自卫战争，维护并扩大解放区民众已经获得的民主权利，保卫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在国民党撕毁和平协定、大规模发动内战，中共争取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政治势力建立联合政府失去最后的希望之后，中国共产党只能以战争手段反击国民党内战，进行消灭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的斗争。朱德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既参与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同时又参与领导了为争取和平民主、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斗争。 　　（一）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外务省刚刚表示要求投降，8月11日，蒋介石就下命令不准解放区的军队收缴日伪军，不承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合法地位。对此，朱德立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于8月13日致电蒋介石，指责他不顾事实，仍坚持一党独裁，“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的很历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的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9]P2808月16日，朱德再电蒋介石，警告其收回错误命令。指出：“请求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及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及其他各项民主改革。”[9]P285并于8月16日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说帖，列举了解放区的抗日军队所做的贡献并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提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领导抗战的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均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说帖义正词严地提出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的民主权利，“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9]P289 　　蒋介石在内战准备尚未就绪和人民要求和平呼声的压力下，曾签署过“双十协定”、“停战令”、政协“关于和平建国的五项协议”，朱德对这些也表示欢迎。但是，同蒋介石打了18年交道的朱德是深知其人的。他在1946年2月3日延安各界两万余人庆祝和平、民主的大会讲话中，在表示努力实现协议的同时就指出：无论什么好决议，既不会自己产生，更不会自己执行。世界上有援助中国和平民主的人们，还有阴谋破坏中国和平和政协协议的人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一切拥护和平民主的人们亲密团结，长期合作，保证国家的民主化。4月初，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的反动派还是不愿意中国人民享受民主，他们正在寻找各种名义来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来继续保持独裁，来继续进攻已经得到民主权利的人民，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5月，朱德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讲话时又指出：这半年来事实上不和平，蒋介石讲好了，又翻了，“如果他不翻，他就独裁不成了”，“反动派不要我们这样的和平，他们要他们的独裁制。”[6]P553 　　6月，蒋介石公然撕毀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内战全面爆发。60岁的朱德又披挂上阵，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指挥作战的同时，朱德坚持争取民主的斗争。7月26日，在延安各界群众举行反内战的大会上，朱德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勇敢地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但是，了解中国实际，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朱德，清楚地知道争取和平、民主，靠谈判，靠乞求是做不到的，只有自己有力量，“他们一定要打，我们也就打，打就能生存”。[6]P554至于争取民主，那就更非易事了。早在1946年初，他给史沬特莱的信中就说：“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化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国人民无疑将要达到他们的目的。”[1]P238在1947年的元旦广播词中，朱德指出：“我们相信，只要打破反动派的进攻，那末，我们就还是可以得到真正的独立、和平、民主，实现真正的联合政府，召开真正的国民大会，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把我们的袓国造成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富强的国家。”[3]P193-195 　　（二）发展生产，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建立和平、民主的新国家，中共首先是从解放区的建设开始的。40年代初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对未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了制度安排和设计。这个构想，其实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已经开始实行。长期领导军事斗争的朱德，对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十分关心，从政策方面阐释和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就强调要一边抗战，一边建设；我们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新中国。“建设，主要在于生产”。“只有努力生产，努力建设，把生产力提高”，[9]P562才能发展经济。在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阶段，他强调要吸取十年内战时期中央苏区工人工资过高，破坏生产的教训。1942年5月1日，他在《解放日报》上撰文《克服困难向前迈进》中，就指出：“改善工人生活与提高工资的要求，我以为首先以不妨碍工厂的维持与发展为前提”，“不分高低，一律平等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它会使生产低落以致使工厂失败。”“如果工资提得太高，不照顾工厂的发展，使工厂无法维持，结果只有把工厂弄得关门。所以一定要反对不顾革命利益和实际可能，一味追求高额工资的落后意识。”[9]P173平均主义是中国封建社会悠久的传统农民意识，在反对封建地主的无数次农民起义中，都是聚集农民的口号和旗帜。朱德所批评的根据地工人过度要求改善生活和提高工资的问题，即其明显表现之一。本来，改善生活和提高工资应当与工厂自身发展相平衡，两者之间应当有一个适度和平衡的协调关系，如此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对改善生活和提高工资的过度要求，打破了这种平衡，结果只会导致工厂发展受阻甚至破产，最终于整个根据地经济建设不利。更重要的是，平均主义在1949年以后的经济生活中长期发生影响，作为社会底层意识和心态，在五六十年代支撑和呼应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盛行。联系后来的历史，不能不肯定朱德在这个时候对批评平均主义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朱德，对农民的命运非常关心。1946年党中央为他60岁祝寿时，他在董必武的祝寿诗读后，依原韵和诗中就表露了他对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其中云：“大好河山应革新，推翻封建属人民，……平分广土归耕者，栽遍神州满地椿。”[6]P5621947年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去年最大的成绩是土地改革，否则战争的进行没有那么顺利。东北能够站住脚也是靠土改。土地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无法解决。”[11]P293同年7月，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典礼的讲话中，朱德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土地”，要“把封建势力压下去”，“彻底平分土地，给地主留一点最后的生活。”在闭幕会上他说：“土地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会成为富强的繁荣的新中国。”[6]P572 　　1947年7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阶段，面对接管城市进行经济建设的任务。11月，朱德在冀中各经济部门负责人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基础”，打仗，土改，都是为生产建设，就是“要彻底摧毀封建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以便把各种力量动员组织起来搞好生产。”“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不论党务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团体工作，都要注意发展生产建设。”[6]P605 　　1947年12月，朱德在石家庄工商界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以后永远是我们的天下了，生产要天天往上升。”“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每个人都要学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把发展生产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应当说抓住了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一些中共领导人在建国前都作过分析。但是，今天回过头看，这些分析或隐或现地存在某种“二元论”，即一方面强调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后，“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7]P1427,1429另一方面又认定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7]P1433。这样认识问题，固然有当时的现实原因，但是不能不在逻辑和实践上造成某种冲突和抵牾。朱德并不否认新民主主义社会里的劳资矛盾，但是他强调工人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它的任务首先应该是面向生产”，“在私营企业中对资本家之必要的斗争，也是为着实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3]P266朱德的主张，突出生产而不是突出劳资矛盾，并且把协调劳资矛盾、实现劳资两利融入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更反映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定性。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朱德的认识和主张其实还不止于发展生产这一点。早在1941年以后，朱德参考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就曾提出过“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根据地”，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更多具体展开。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逐步发展，随着新民主主义建设将在整个国家展开的局势，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作了更多思考。 　　朱德指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阶段。”[3]P213这样明确地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在党内还不多见。朱德分析了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实根据，他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3]P262。现状表明，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阶段，还是一个农业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实现工业化，就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主题。中国的革命正是为这个主题创造先决条件。朱德指出，只有“稳步地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然后才有可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目前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就是给将来社会主义建设打基础”[3]P213。这是具有现代眼光的分析，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作了定位。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关键在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并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这是“新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带有中国特点的经济结构，也是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难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却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十分鲜见。党内不少人并不理解，总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另眼看待，甚至在实践中随意侵犯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朱德特别关注这个问题。1948年5月，他在华北工商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私人工商业家不要起恐慌，不要担心被挤掉。“为什么不会挤掉呢？拿国家的贸易来说，不论开的店也好，做什么事也好，有限的很，怎么能供给广大人民交换呢？国家管不到，私人就可以做。拿工厂来说，国家搞大的都搞不过来，何况小工厂呢？怎么能搞得赢呢？所以私人资本的发展，是有很好的前途的。这个前途有利可图。”“我们是不怕私人资本的发展，相反的，我们是怕这些工商业家不发展。他们不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也会发展的更慢，并且使我们国家的税收也会减少，人民也就会多受苦。如果发展的快，那我们的国家生产事业可以很快的兴旺起来。”[6]P60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对全国工会工作会议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见解。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朱德把它们定性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3]P262。他说：“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3]P262-263这就把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同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区别开来了。这个区别的政策意义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区别，才能使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私人资本主义受到保护，得到发展，而不致像一般资本主义那样被当作即刻消灭的对象。朱德有一个观点相当精辟：“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应该把国营经济看做是自己的财富，也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3]P263 　　一向崇拜现代科学的朱德，当他在思考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领导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时，深感任重而道远。因此，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时说：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这样的国家建设好，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凡骄傲者都是幼稚的人。”[6]P607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自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N].内部参考资料.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 　　[9]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研室编.人民的光荣:第三册[Z].内部用书，1978. 　　[10]晋察冀军政民代表大会宣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 　　[1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来源：中井院网　　　作者：盖军　发布时间：2008-03-05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