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红色交通证
龙翠红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室里陈列着一份不同寻常的红色交通证。这份交通证用红绸布制作，长：12cm，宽：7.5cm，证件上写有“交通欧阳倬”五字。“交通”，楷书，“欧阳倬”，竖书，墨字，楷书。其中在“阳倬”二字上有一蓝色方印，阳刻篆体，印文较模糊，印面边长42mm，框宽4mm，印文内容为：“永新四区苏维埃工农兵政府”。篆体，阳刻，宽边。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交通员欧阳倬使用过的一份红色交通证，它为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色交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和研究价值。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随后，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及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平江起义时组成的红五军也先后于次年四月和十二月到了井冈山，这样，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力量大大加强。然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大恐慌和仇恨，为了扼杀新生的中国红军，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不仅在武力上发动频繁的军事进攻，“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更为恶毒的是，敌人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切断井冈山与外界的一切往来，砍断井冈山与外界的所有联络。由于敌人调动各县的反动民团、纠集各地的地痞流氓，里三层外三层将井冈山铁桶般团团包围，断绝了井冈山与外界人员、信件的一切往来，食盐、布匹、医药等生活必须品送不上井冈山，敌人妄图把井冈山军民困死在这里。冬天来了，战士们仍穿草鞋、单衣，他们整天吃缺少油盐的茄子、南瓜，许多战士因营养不良而出现四肢无力、全身浮肿，伤员们更是等着医药救命。更为严重的是，上级的指示、信件、人员进入不了井冈山，党和红军无法了解全国的形势，无法知道上级对根据地建设的指示，而井冈山的情况也不能及时向上级汇报。一时间，井冈山上形势恶化，十分严骏。为了解决根据地内部及外界的信件、人员的往来，红军在湘赣边界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通讯联络的机关，称“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这个机关负责根据地内部的联防，解决根据地的通讯联络工作。因此，在边界党的领导下，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红军首先在各级县、区、乡政府内普遍建立秘密联络点作为递步哨，每个递步哨由五至七名交通员组成，他们受同级政府领导，递步哨的交通员，在当时既无电话、无线电等通讯工具，更无现代化技术通讯联络设备的情况下，要想沟通和上级党的联系以及传递根据地内部信息又谈何容易。交通员既要机智勇敢，又要经得起战争考验，还得有过硬的身体素质，经过一番精心考察和严格审查，欧阳倬入选为永新四区工农兵政府一名光荣的红色交通员。欧阳倬，又名欧阳春林，1900年生于永新龙源口乡六一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他忠实可靠、纪律性强、听指挥、有觉悟。成为交通员后，他任劳任怨，积极学习通讯联络保密知识，熟悉口令。当时交通员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要求，每人均有明确分工。根据地所需的各种医药、物资、信件和上级派遣的人员往来，都得靠交通员接洽和护送。但是，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跨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广阔山区，四面白色政权包围，在频繁的战争环境里，交通员随时会落入敌手，即使这样他也无怨无悔，送文件、运物资、护送干部、给上井冈山的代表带路……欧阳倬担任交通员期间，专门负责茶陵往返于井冈山一线，为谭余保等人单线联络。因为交通员所携带送达的文件、指示、文稿等不得私自折开，甚至转交他人，以保证绝对保密，因此连家人都不明其真实身份。每次遇到紧急指示、命令，欧阳倬从不怠慢，为了准时到达目的地，他经常半夜动身，把着火把，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遇到地方民团，甚至野兽随时有意外发生。欧阳倬除了负责通讯联络外还要负担侦察敌情、深入白区采购食盐、药材的任务，想到自己随时可能牺牲，并且为了防止自己因暴露身份而株连家人，他将自己的独生子送给了永新上陇村一位姓史的好友收养，并给儿子改名为史天开。1929年井冈山不幸失守，敌人到处搜查、缉拿共产党人，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欧阳倬仍往返于九陇山一带坚持游击斗争。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他身负重伤，在家养病的欧阳倬这才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母亲贺官凤，并将自己使用过的这份交通证和通行证一并交给母亲保管，贺官凤把它们藏在了自家住房楼上一个墙洞里。国民党撤离井冈山后，地方民团查知欧阳倬曾是红军的一名交通员，开始搜查捉拿欧阳倬，在朋友的帮助下，病未全愈的欧阳倬逃到离家百里的峡江县，因怕被人认出，他躲进深山以烧木炭为生，过着半隐半居的艰苦生活。十几年过去了，他终于盼来了全国的解放。想着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一个个都已离开人世，自己还侥幸生存下来，他内心非常满足，也从不与人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为了不影响儿子与养父母的关系，他一个人靠政府救济做了一名五保户，过着平静、恬淡的生活，直到1974年欧阳倬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当地谁也不知道他曾是红军的一名红色交通员。欧阳倬去逝后，他原来的住房则归生产大队所有。1978年生产大队把房子买给了欧阳倬的侄子，因此其侄媳贺春连开始打扫自家屋瓦，在打扫当年叔父住房时，发现墙洞中有一包裹，包裹外还包着一块白布，她当时还以为是一包金银财宝，打开一看，竟是一块红绸布和一块白棉布，这块红绸布正是前文描绘的欧阳倬生前使用过的红色交通证，交通员每次执行任务时从白区进入红区必须出示此证，并且在送文件、指示时，凭此证才能取得收信人或当地政府负责人的收条，然后再返回复命，以保证上下联络畅通。而那块白棉布就是当年红军进入白区的通行证。贺春连回忆说，白布上有字，盖有印章，只可惜因包裹不严，加之年代久远，白棉布一下就弄破了，没能保存下来，实在可惜。随后，贺春连赶紧找来丈夫欧阳秀，欧阳秀立即将仅存的这块红色交通证送到上陇村交给欧阳倬的亲儿子史天开，史天开这才真正了解父亲的真实身份，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份交通证收藏起来。两年后，即1980年12月，史天开又将这份交通证转交给儿子史金德，史金德当时正在井冈山电视台开车，为了让这份不同寻常的交通证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让人们铭记这段历史，史金德又将这份珍贵的革命文物捐赠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以后在有关专家的鉴定下，欧阳倬使用过的这份红色交通证，根据其流传经历、完残情况、历史价值等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责任编辑：饶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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